学术风气的转换，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曾经辉煌一时，涌现了不少经典力作，不过五十年铅华落尽，日趋无声无光。好在不断交叉与演进的学科点又千帆万树，从环境史切入城市史，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生领域。侯深的《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以其多年环境史的砥砺，放宽视野看城市，就是这么一部应运而生的作品。

一

“无墙之城”之所以被作者当作美国城市的核心意象，是因为在该书看来，新大陆广袤无垠，由于建国较晚，从来没有所谓的城墙，更可以无拘无束地向外扩张，这也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古老城市的开放、包容气质。

《无墙之城》从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现状说起，走出所谓“地方感”的城市史研究，视野宏大，个案细密，呈现了整个美国城市环境史的风貌。全书分为城市书写、增长的城市、扩张的城市和城市的思想景观，“城市书写”梳理了城市环境史的发展过程，提倡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应当打破城市的边界，将城市的历史与广阔的生态演化的历史勾连起来，寻求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互动。“增长的城市”聚焦城市内部，探讨美国城市内部的环境史，同时以波士顿为例，探讨波士顿为不同形式的自然寻找其存在的位置，以便重新定义文明在城市时代的内涵。“扩张的城市”则关注城市与其之外世界的关系，探讨城市如何改变了城市之外的自然世界，如何双向地影响。最后一部分，从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入手，对于城市主义与反城市主义都做了反思。

无墙之城，注定了扩张有时是没有边界的，资本的力量迅速扩张，工业化带来重度污染，资本家获利颇丰，产业工人、城市贫民却惨遭不幸，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后遗症。美国也不例外。尽管美国国父之一的杰弗逊在立国之初，曾主张将肮脏的城市留在欧洲，让大洋彼岸煤烟笼罩的世界成为美国这片洁净、清新的农业之土的工厂，但事与愿违。

环境史学者大卫·斯特拉德林注意到：“整个19世纪，美国人都把烟与煤带来的所有积极变化联系在一起：生产、繁荣和进步。对于许多依赖肮脏的软煤的城市居民来说，烟流就像文明的旗帜一样，从工厂烟囱、机车和蒸汽船上升起。”这种乐观主义背后，其实是很多城市的重度污染。在作者看来，“造毒与罹毒是现代城市的共性”，以工业城市匹兹堡为例，“那些在夜晚来到匹兹堡的人首先看到的是矗立在他们面前的黑色山峦，在其侧，有六团燃烧的火焰，排列成行，如同六只热烈的眼睛”，整座城市甚至被称作“掀开盖子的地狱”。芝加哥则是扑面而来的城市烟尘与屠场恶劣的气味、污水、嘈杂，这些阴影与都市繁华如影随形。

好在，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仅仅聚焦工业化，也对环境保护开始留意，大批专门人才纷纷加入，兴建道路、铺设铁轨，开凿运河，修葺堤坝，同时也护林植树，整饬河道，分配水源，保持土壤，追求双重理性化，“不仅要剔除自然本身的各种无序与可怖的因素，也要修正美国传统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浪费”，尝试用科学的曙光拯救沉沦的自然。二战后，美国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入消费社会，环保运动也由早期以效率为福音的资源保护转为以生活质量为旨归的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总是很难两全其美，环保政策触及消费者与经济集团的根本利益，后者往往会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对待自然态度的制度与法令，要环保还是要美元，最后，善良的愿望往往被迫一退再退，因为“主流消费者的梦想正是美国梦想之所系。独栋住房背后的信息是对私有财产神圣地位的捍卫和对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渴求与实现”。“当政府力图对土地的使用加以限制时，很多的法令将对业主在其私人领地上的行为进行管制，而这一点遭到了业主与舆论最为激烈的抗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美国立国根本的背叛与侵犯。”

可是，进步主义改革者却不这么看，面对田园主义谢幕、城市时代来临，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恐慌，甚至对现代文明的走向及其基石——科学的质疑声音此起彼伏，这当然无法抗拒强大的科学时代的铁幕，不过他们的警醒，却无形中推动了环境保护的深化。

二

19世纪后期，在大西洋两岸都兴起了一股反思文明进步是否有些过头的浪潮。新大陆的好处在于，由于地广人稀，同时也允许某种“异端”存在，比如《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大卫·梭罗愤于工业化的触角无所不在，使得其居所同其他新英格兰城镇一样变得刻板而僵化，于是他选择离群索居，试图寻找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渴望了解一个完整的上苍和一个完整的地球”。梭罗背后有着一群人，以异端的身份，批判工业化的无所不在，期望能保存更多自然的野性。

《无墙之城》注意到19、20世纪之交大西洋两岸对于环境改变的互动，美国旅行者从欧洲归来，或心仪巴黎的恢弘、典雅，或慨叹德国城市的整饬，或在英国花园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见贤思齐，回到家乡，不少人为自己城市的粗糙、肮脏、缺乏统一感到羞愧，期待从欧洲城市风格中找到改造城市公共空间的蓝图，进而开始创造表达自身特质的城市——现代性的都市，保护或改造荒野、城市飞地，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