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经济史角度，抑或从人类发展史维度来审视，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绕开的重要事件。这场金融危机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堪比1929年那场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大萧条”。如果我们审视危机发生之后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始或起点。它的影响一直延绵至今,让人们恍惚觉得并没有走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进而陷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相互扯皮和“内卷”泥潭之中。
在《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中，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毫不讳言地指出：“往回看并不代表拒绝行动。这只是努力与过去达成和解，找到走上错误道路的根源。为此，我们只能深挖金融机器的运行机制。在那里，我们将找到撕裂世界的机制，以及崩溃的到来如此出人意料的原因。”
从“孤岛模式”到“互锁矩阵”模式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反思或审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很少有像图兹教授这样把这场源自美国的危机放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来解读。图兹的本行专攻现代德国、欧洲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史，并广泛涉猎政治、思想和军事历史领域。图兹的《崩盘》看似偏离了他的研究主线，实则延续其研究的问题意识，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提供另一种独特的理论注解。
英文版《崩盘》是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的2018年出版的。随即引发了欧美各国媒体界、学界的热烈讨论。图兹并没有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而是采取了一种互相联系的视角，分析了“大型全球战略性重要银行”的运作情况。他不仅在微观上解释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现实背景和内在原因，还在宏观上将2008年后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借助“金融危机”描绘一幅当代全球史全景。
图兹把这场金融危机比作“一场地震”：其冲击以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美国经济为原点，一路扩散，进而波及到全世界。而《崩盘》的主角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大型全球战略性重要银行”。这些银行的运营完全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而监管它们的机构仍然是国家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关于“我们如何‘误解’权力，以及权力实际上如何运作的历史”的厚重专著。
这种“误解”主要体现为，人们很容易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看作美国自己的事情，因为美国的确是这场危机的源头。在图兹看来：“所有这些单纯的想法其实大错特错。”他深入研究发现，不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评论员或经济学家，乃至政治家都急切地使用“全美危机”的说法，以此掩盖危机内部深刻的相互联系。图兹认为，要想分析清楚这场对人类进程影响深远的危机，必须理解金融危机和各国采取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应对政策。首先要把银行业危机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和地缘政治背景中看待;其次，必须审视危机的内部机制。
此次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要想真正理解这场预料之外的金融风暴是如何发展的，就必须脱离我们习以为常的、继承自20世纪初的宏观经济学认知框架。两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国际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观点是以国家、国家生产体系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不平衡为中心。这是一种始终以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观点。比如，消费和投资是如何崩溃的，失业率如何飙升，以及2009年之后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选择，凯恩斯经济学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分析视角。
图兹通过纵横对比研究发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准的宏观经济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因为，如今推动全球贸易的不再是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运营着庞大“价值链”的跨国公司。
全球货币业务领域亦如是。图兹坦言：“这些危机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原因是欧洲银行早已深度卷入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中。”由此，要想真正探究全球金融体系如何在2008年引爆这场危机，无疑是需要脱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及其为人熟知的国家经济统计学体系。为此，图兹还专门援引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申铉松对“宏观金融”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分析全球经济时，不能采用国际经济交流的“孤岛模式”，也就是从一个国家经济体到另一个国家经济体逐一分析，而必须采用企业财务报表的“互锁矩阵”模式，也就是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银行进行分析。
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后的“欧元区”危机也从侧面证明，政府赤字和经常账户不平衡并不能有效预测现代金融危机的力量和速度。要想真正弄清楚这一点，就必须聚焦于可能在财务账目的“互锁矩阵”中发生的惊人调整。
把美联储变成“世界央行”的冒险尝试
《崩盘》通过描绘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勾勒出了一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历史。从70年代初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其他更大的地缘政治转变，引发了包括“市场自身可以保持稳定(市场能够自我调节)”“中央政府没有必要稳定市场”“自由竞争应该是经济政策的关键组织机制”等观点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曾有历史学家指出，尽管1848年欧洲革命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