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会议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三次分配更多地起补充性作用

三次分配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1994年提出来的，它在实践上对应的就是慈善捐助这样一种基于道德力量产生的再分配效果。从它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笔者认为不宜夸大三次分配的作用，尤其就当前中国所处的阶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应该说，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我们仍然存在着很多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改革。因此，依靠道德的力量所起到的三次分配，更多的是起补充性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我们在初次分配环节，存在着以下四个造成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因素：

首先，所有研究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最为主要的来源是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初次分配的问题。这就涉及生产要素市场上，劳动力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来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的问题。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当前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化，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未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仍然是我国在初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政策。

其次，资本的价格，这是生产要素方面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对资本价格存在一定的管制和补贴，尤其是利率。尽管经过40多年的改革，当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利率和资本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但是仍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了较为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越是依赖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就越容易形成国民收入分配更倾向于资本所得，而不是劳动所得的现象，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就相应地较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偏好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招商引资方面通过补贴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来鼓励投资的路径依赖，这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是不利的。

第三就是资本市场的作用。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如果要通过资本市场去分享资本回报，当前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劳动收入占比偏低的同时，如果劳动者可以把自己的储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就可以有效分享资本收入，减少劳动收入占比低的影响。但是这个渠道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畅通。

比如债券市场(主要指公司债券)，目前尚未允许个体直接参与到一级市场中去;比如股市，我们股市的成长性仍需增强，所以通过股市来分享资本收益或许还不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途径。因此，目前居民用来分享资本收益的主要渠道，就是住房市场。但一方面房价比较高;另一方面，越早买房子的人就越是收入相对更高的人，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他们又能够迅速地获得资本回报。几个因素叠加起来，使得一些普通老百姓很难去分享资本回报，而是更多地依赖劳动收入。

第四个问题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行业性垄断，给一些垄断部门的企业带来了垄断性收入。而垄断性的收入，最后也往往体现为相应行业里的资本所得，而不是相应行业的劳动者所得，更不是全体劳动者的所得。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要优化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去深化改革，尽管三次分配在客观上也存在着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但只能是补充性的作用。

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需着力解决两大问题

关于如何促进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要回到上文讲到的，从产生收入不均的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中寻找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如何提高人们挣钱的能力?教育是提高人们挣钱能力的最为根本的因素，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笔者多次呼吁我国要进一步普及12年教育，甚至在适当的时候把12年教育变成义务教育。不仅要提高高中阶段的入学率，还要防止辍学现象的发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当然除了教育以外，健康问题也很重要，在提高青少年受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的同时，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让大家赚钱的能力能够切实地转化为个人收入。

第二个问题是，提高了挣钱能力之后，去哪里挣钱?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尽管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不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动能是不一样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有差别，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有差别，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有差别。

在客观因素导致的经济发展潜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破除现有的体制障碍、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