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值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经过过去十年的较高速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之后，企业巨头化、收入差距扩大逐渐成为中国和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再叠加逆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的影响，中国正将经济治理框架的重点，从增长优先转向平衡增长和安全，特别是社会安全、数据安全和产业链安全。这一框架对于市场意味着什么?

逐步建立经济治理新机制

近期中国政府对金融科技、互联网平台、加密货币、碳排放、校外培训等行业的监管行动并非突兀之举，都是本轮治理框架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纷至沓来的监管措施似乎让海外投资者始料未及，某些海外媒体也发出了一些相对片面的解读声音。但从大方向上来看，应该非常明确：中国正逐步建立的经济治理新机制，可通过堵漏洞、补短板、稳杠杆，降低系统性风险，增强社会公平、国家安全和产业链自主性。

例如，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禁止科技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商户签订排他性协议，侵蚀一些中小企业甚至新兴企业的空间;金融科技监管则重在打击监管套利行为并降低金融稳定风险;针对外卖平台的指导意见旨在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和社会福利。而7月开始，中国提出加强对数据类企业海外上市和“数据跨境”的监管，或也是出于数据安全风险方面的考虑。

把这些脉络连起来，中国新阶段的治理重点不言自明：从发展优先，转为平衡发展与安全。这包括，重新平衡企业盈利与劳动者报酬在经济分配中的比例、敦促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维护数据和产业链安全。但对大部分行业而言，监管新规并非将现有商业模式推倒重来，教培行业的情形相对特殊。因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要在2035年成为全球的经济与创新强国，仍需仰赖企业家精神和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部门去推动创新，维持生产率持续增长。因此，在树立新的监管框架的过程中，政策也会有意识的动态调整、有破有立、试图平衡，避免影响营商环境和私人部门信心。

经济治理框架转变的特点

鉴于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日益国际化，海外投资者的参与愈来愈积极，对他们来说，本轮中国的监管周期似乎缺乏可预见性。然而，笔者认为，海外投资者通过仔细研究，也可以逐渐理解和适应中国的政策转变框架。中国针对不同行业的历次监管周期，其实有三大共性。

共性之一，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监管措施，这有着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背景原因：市场治理和监管部门在行业(特别是新兴行业)发展的初始阶段通常以鼓励和包容性举措为主，地方政府的扶持、增长优先的整体基调，以及对创新的包容等多种因素叠加，使得监管环境相对宽松，直到特定行业经历了数年的快速成长与成熟，随着特定社会问题的发生、或是金融风险指标的警示，相应的治理手段与政策会快速响应，调动各种行政资源，全面加强监管。

共性之二，是监管周期的收紧，其实也有迹可循。这通常伴随着早期预警，相关规定的讨论、起草和出台，以及最后政策效果的达成。

早期预警包括行业野蛮生长导致一些社会问题苗头初现，以及一些金融风险指标的警示信号。这个过程通常持续1-2年或者更久。譬如，在中国本轮开启科技巨头反垄断之前，社会上关于平台企业“二选一”的争议也已经持续了几年，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福利和保障也引发了较大的讨论。近年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以及2016-2018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两者的共同背景是宏观杠杆率上升、PPI曾经面临的连续数年通缩压力带来的债务风险。

随后，监管周期正式开启。相关部门往往先审议通过相关草案或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稿，而最终正式稿通常在半年到一年之后发布。例如，最近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抓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意见》在去年11月就已经过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在8个月之后对外发布。当然，在发布大纲指引之后，各部门还可能陆续推出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

最后，共性之三，是市场与政府的积极互动、灵活调整，这有利于新监管框架的顺利实施。对市场而言，当新的监管调整开启后，市场和企业通常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逐步学习和适应新的监管框架，理解政策意图，规范新的商业模式。如果这种政策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进展顺利，会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

相反，若相关政策调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离了本意、呈现运动式特征，或对企业信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和就业，相关部门一般会适时微调步伐，例如重申以更加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以及当前的碳达峰的行动，都显示了政府适时平衡、灵活调整的优势。即便在少数情况下，叠加外部冲击(譬如贸易摩擦或者海外的需求衰退)，若私人部门信心严重低迷，相关部门也可以“有破有立”，通过降税费、加大融资支持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等手段，增加对另一些经济重点领域的政策支持，对冲下行风险。

但在共性之外，本轮针对相关行业的治理更有划时代的新方向：经济治理大方向转向实现社会公平、产业自主和国家安全，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