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两个现象

今天，关于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敏锐的观察家观察到两个现象。

一个现象是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环首都贫困带”。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而环绕北京的150公里范围内，却分布着25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25个贫困县的人均GDP不足北京四分之一，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北京十分之一。十多年过后，这个发展鸿沟仍然存在。

另一个现象则是长三角地区“富邻居”现象。2020年长三角地区拥有全国百强县46个，百强城市22个，万亿GDP城市8个，无锡、南京、苏州等城市人均GDP甚至超过中心城市上海。

穿透表象向下看，这两个区域有完全不同的城市产业分工结构。环首都带内，北京的主导产业是金融、信息技术、科技服务、汽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唐山的四大支柱产业是钢铁、煤炭、水泥、陶瓷，保定的核心产业是机械、纺织、化工、建材，廊坊的核心产业是冶金、食品、家具制造。2018年，京津冀三地，35%的集成电路企业，50%的科技服务企业，60%的人工智能企业，都集中在北京。可以看出，北京和周边城市产业契合度不高，产业结构存在相当程度的断裂。

长三角地区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可能除了金融，长三角其他重要城市与上海的产业有高度一致性。集成电路产业，上海有优势，但无锡、苏州、南京、合肥等四个城市也名列全国集成电路十强。医药制造、汽车制造是上海的核心产业，但长三角半数城市都将这两个产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在长三角地区，许多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已经进化到比较高级的形态，与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请读者注意，笔者这里用的是一致性，而不是同质化。长三角城市的产业分工，虽然表面看——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看，似乎存在同质化问题。其实，长三角各城市产业虽属于同一门类，但并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原因就在于长三角城市在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上形成了高效的协同，包括研发-产业化的协同、整机-零配件的协同、生产-展示-销售的协同、制造-服务的协同，许多产品和服务在长三角不同城市节点间发生着高频互动的紧密链接，大家一起分享高能级产业的价值红利。

长三角城市的普遍富裕，只能从长三角城市产业普遍的高级化中寻找答案。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局面不是天然的。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与周边城市，同样也存在相当大的发展落差。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产业升级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有每个城市自身的努力，有长三角地区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因素，有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必须指出，在一个城市群和都市圈中，每个城市产业发展升级都不是孤立进行的。上述两种现象的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这些年来一定是做了什么，也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促成了长三角地区“富邻居”现象。

02

产业与分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宗明义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是产业形成的基础和关键，讲产业必须讲到分工。分工，既包括生产不同产品的水平分工，又包括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上下游垂直分工。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催生了产业，构成了产业链，形成了产业生态系统。

我们要研究的是，城市之间尤其是处于同一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中心城市在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这种作用的确存在的话?这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和发生机理?

我们要论证的是，在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中，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毫无疑问，在促进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演化形成的诸多因素中，市场机制是最主要的机制，跨区域的资本投资，大公司的跨区域生产布局，现代化生产中大量存在的中间品贸易，是决定产业分工体系的最主要力量。事实上，我们是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维度上来谈论“组织作用”的。“组织作用”只是许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中的一种，决不能作随意的夸大。我们使用“组织”这个字眼，是对“辐射带动”这个抽象概念作出的具象化表达。

为说清楚下面所要讲的问题，这里有必要简要谈论一下产业和分工的问题。

03

桑塔纳、特斯拉和大飞机

桑塔纳项目，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为振兴汽车工业引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这个项目一举改变了我国汽车工业的面貌并影响至今——对此存有疑义的读者可以联系当年苏联拉达轿车和今日俄罗斯汽车工业现状，自行脑补。

1978年，桑塔纳项目落户上海嘉定。1983年，第一台以全散件形成进口组装的桑塔纳汽车下线。1986年，桑塔纳开始了国产化步伐。从产业形成的角度看国产化过程，必须注意两点。

其一，当时的上海主政者提出，桑塔纳不要搞“上海牌”，而要搞“中华牌”。意即不只是在上海搞，而是放眼全国，全国招标、择优选点。最终的结果是，桑塔纳35%的纵向配套由上海大众自己解决，65%的横向配套由上海大众以外的协作厂来解决。

其二，上海为支持协作厂发展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