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8%以上跌到8%以下后，一直放缓。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8%回落到3%—4%。刘世锦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白重恩和张琼、李雪松等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我们的研究估计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后，未来十五年劳动力要素投入负增长1%已成定局，年平均影响GDP负增长0.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未来有可能从开始5%到结束时2%的趋势变动，而且边际产出率会持续下降;从欧美日韩澳加的数据观察，它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后，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在GDP中的比例加大，但是并没有新技术革命性应用强劲加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如果中国未来十五年没有大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举措，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中速以下的2%到3%之间。最迟在2035年时进入高收入门槛的年平均刚性增长速度，最低也不应当少于3.5%。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潜能，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未来通过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呢?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生产率贡献+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入贡献”三分法的模型，来推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劳动要素变量的投入趋势基本能够判定，而资本变量增长趋势实际也决定于劳动收入形成消费需求的波动，因此，这种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自然将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红利，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些测算均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CaiandLu在包含生产率、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传统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测算了减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1%—2%的增长率。

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广义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还是来自体制转型?这可能在研究计算前，需要有一个方向性判断。因为对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哪里判定的不同，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方法就可能会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别。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分析的逻辑：(1)中国是一个要素配置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转型到一元市场的体制转轨国家。(2)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推动作用，但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二元体制的转型。(3)20世纪70年代时索洛投入产出模型还包含土地要素投入，后来因土地供给数量固定和投入边际产出微弱而被舍弃，而土地要素及其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把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在了各项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首位。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的城乡功能在不断地发生二元转移，作为体制转轨国家土地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国土利用率还有待提高等因素，我们提出将土地要素变量重新归入新古典增长模型。(4)以往学界关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红利大多是定性推断，但是没有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周天勇和许文立从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构建了可以计量的逻辑和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在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其成了我们转轨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的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两者又有区别。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incomplete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

计划体制，或者一元计划与二元“计划—市场”体制中的扭曲和摩擦，往往造成要素利用的(闲置和浪费)剩余，结果是要素利用的低效率。中国体制从一元到二元，再从二元到一元的渐进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二元体制转型使得资源和要素的体制性剩余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率，使改革形成新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二元体制扭曲，通过改革不断的变通进行纠正;而最后实在纠正不了的，甚至二元扭曲体制形成了新的体制性剩余，则需要二元更进一步向一元并轨改革来加以再利用和效益再提高，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一种要素实行市场配置而对另一种要素实行计划分配，或者对一种要素的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而对另一部分实行市场化配置时，如果要素投入产出的产品为市场化交易，则经济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纠正和弥补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使这种体制性剩余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组合投入得到了利用，并实现了其对产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