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预计“十四五”期间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这是“少子化”的开始，也是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已明显超过青少年人口占比，究竟是老龄化导致少子化，还是少子化导致老龄化?我认为，问题源头主要在“少子化”。少子化”是“老龄化”的另一面，党中央、国务院正在依法破解这一难题。
1981~1997年，我国每年新生人口一直稳定在2000万~2500万人，然而，1998年陡降至1942万人，这是我国新生人口自1981年以来首次跌破2000万人的水平线，并且随后一路下滑：1999年为1834万人，2000年为1771万人。
回望历史，1998年是我国新生人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我国新生人口不仅跌破了2000万人的关口，而且还出现了不断下滑的长期趋势。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这应该是纯粹的历史巧合：一是1998年高考大规模“扩招”，中国大学教育开始走向平民化普及阶段;二是1998年城镇拉开“房改”序幕，我国房地产大开发正式启动。
大学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改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另一方面，上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人人上大学成为每个孩子人生的必修课，当然，这也加大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
与此同时，房改与房地产大开发，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城镇住房私有化比率，甚至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套商品房十分常见，人们买房不完全是为了自住，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财富储备，这种“囤房”很显然是畸形的，极大地提高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也在一路飙升。“生不起、养不起”正是迫于未来支付能力的预期不乐观而形成的悲观生育态度。
我国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正在不断地被人为推高，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类：
(一)从怀孕到入托前的预期成本
怀孕保胎可能需要家人照顾，甚至要经常向单位请假;婴儿出生后进月子中心，一个月至少需要3~5万元，如果聘请月嫂也要上万元或更多;国家规定产假为98天，在产假期满、上托儿所前，这段时间如果聘请育婴嫂每月费用至少也需要5000元以上。
在这一阶段，新生儿家庭所要解决的不完全是“钱”的问题，由于月子中心、月嫂、育婴嫂或保姆在职业上仍缺乏可靠的统一资质认证与信用档案管理，这不仅使得雇佣成本高，而且还存在较高的信用与安全风险。因此，许多年轻父母宁可辞职带娃，或是辛苦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也不肯聘请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家政工或保姆。这无形加大了家庭及长辈生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
(二)托儿所与幼儿园预期成本
由于用人单位对产假的包容是有限的，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不接受国家法定的产假，私自克扣产假，与产妇员工达成上班协议，如果不接受只能自动辞职，因此，尽早将婴幼儿送入托儿所，几乎是所有年轻父母的心愿。
在托儿所发达的国家，婴儿在半岁或十个月就能进托儿所，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产妇及家庭的育幼压力和心理负担。
然而，我国公立托儿所少得可怜，私立托儿所收费太昂贵，为此，大多数婴幼儿在三岁前基本上要在家请保姆照顾，或是请孩子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这是托幼阶段最大的麻烦和家庭负担。
幼儿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想进公立幼儿园，必须托人找关系，更不要说好的幼儿园了，而私立幼儿园普遍收费较高，而且距离较远，接送孩子很不方便。
由于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极度短缺，年轻的父母尚未怀孕就已焦虑：孩子将来在哪里上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否能找到关系?由此可见，入托入幼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找不到满意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三)中小学教育与学区房焦虑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当今家长的焦虑，更是对培育孩子的焦虑。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而且受教育机会必须与户籍捆绑，这让教育公平变得糟糕，一些中小学出于“升学率”的考虑，私下设置入校门槛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孩子们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也有悖义务教育的本源和初衷。
为了让小孩上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不少家庭临时抱佛脚，通过购买学校周边的高价房，以获得入学资格，进而形成了畸形的学区房现象，一些投机客也大量买入学区房，哄抬房价，扰乱学区秩序。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小学和中学，不少家长攒钱买房就是为了买上学户口，提前透支了育儿开支，并过早、过度承受了沉重的教育成本。这也是生养孩子的无形压力与经济负担。
(四)大学教育与成家立业“压力山大”
大学教育已经平民化，但仍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考入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就意味着大概率能有一份好工作、好前程。因此，十年寒窗苦读，都在拼一所好大学，这既是孩子的巨大压力，也是父母的无形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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