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型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弊大于利,尤其对于尚未达到后工业化阶段,且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国家而言,虽然去工业化确实优化了一部分经济结构,但并没有推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无法弥补“去工业化”对其他经济部门带来的整体衰退影响,反而会形成“去工业化危机”。在当前缓慢全球化的背景下,过去发展中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实现赶超的模式不再有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革命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两极分化,那些没有搭上这班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发展瓶颈,甚至经济出现倒退。而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成功避开了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根据我们前文的研究,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由于政局动荡、改革失败以及发展战略定位不清等原因,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长期徘徊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形成了带有拉美地区特征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也被称之为“拉美陷阱”。拉美国家所经历的“早熟型去工业化”,既带着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又受到人为经济改革的影响。从内部看,落后的基础设施、偏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脆弱的金融市场等都是导致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从外部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使拉美国家难以招架外部冲击,工业化水平因此一降再降。我们将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主要总结为以下三点:(1)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主动放弃对制造业的扶持与发展。(2)“荷兰病”导致内部制造业产出不断下滑,对外难以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3)福利性国家导致其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长期不足。
与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同,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不仅选择了适合自己节奏的改革模式,也在产业结构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投资上不断深化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如果将中国与拉美国家相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中国与拉美国家不同的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国家主动放弃对制造业的扶持与发展。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内涵是强调限制或取消国家干预,进行贸易领域、金融领域、国有企业等方面的自由化改革。但是这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状态得到彻底修复,反而因为不合时宜的过度自由化与私有化,使拉美国家普遍选择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提前放弃了对本土制造业的“保护性扶持”。在国际资本与制成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了“加速去工业化”的状态。同时,由于拉美国家将重点放在了第三产业,这也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被迫进行了去工业化。
与拉美国家失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相比,中国选择了适宜本国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与拉美国家的冒进不同,既不像拉美国家一样随意采用不适宜本国国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过于依赖本国所固有的资源,从而陷入“荷兰病”的深坑。而是在仔细思考本国国情后,选择适合本国经济发展节奏的改革方案。中国政策层在战略层面总的原则是“以速度换质量,以时间换空间”,通过适度容忍短期内经济增速放缓来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在短期内适度放宽改革的时间表来赢得长期内更大的改革空间。
与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相对的,中国无论在贸易、资本市场与国企改革层面均更胜一筹:
(1)贸易层面的改革,循序渐进对外开放:在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支持本国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也需要为本国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空间。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发展,其贸易层面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第一阶段,1994年,以汇率并轨为主的汇制改革成为了外贸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的局面。但考虑到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本阶段仍对国内受到贸易开放冲击的企业推出了一定的保护性政策,政府以行政手段或经济杠杆对贸易活动进行调整管理。第二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通过调整关税、实施最惠国暂定税率、协定税率和特惠税率等,国内平均关税水平由15.3%降到7.5%以下,中国向进出口均衡性国家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从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由前期的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第三阶段,此外,中国在努力巩固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出口主导产业逐渐从轻工、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3年又跻身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不断增强自身的区域贸易实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始终保持在中国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2)金融层面的改革,强调多元化与多层次改革:首先,建立市场导向型的多元化金融机构。改革开放后,为了配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