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对在复杂环境下更好地推进我国金融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新时代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金融发展与安全

辩证统一

新的时代，必须准确把握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把金融发展作为金融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把金融安全作为金融发展的条件和前提，使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是金融运行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并使之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适应，有助于夯实金融安全的经济根基。道理很简单，金融结构失衡会影响甚至阻碍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实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反过来也会影响金融安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可以成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有力推动因素，而且可以增强国内资本基础，减少对外国资本流动的依赖，并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对金融服务用户的有效保护同样可以增强整体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流向实体产业，让实体经济筋骨强健，才能提升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从金融安全到金融发展也存在反馈效应。金融安全避免了流动性短缺的出现，可以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稳定的环境。为维护金融安全制定的政策措施或组织建构攸关宏观经济稳定和监管成效，其反过来又会促进或阻碍金融发展。以普惠金融为例，之所以出现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的双向良性循环，是因为对于没有银行账户的人而言，更稳定的正规金融部门将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能够将金融服务带入许多人的承受能力范围。

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要坚持以金融发展促金融安全、以金融安全保金融发展。历史反复证明，没有金融发展作为保障的金融安全，必然难以长久;没有金融安全作为前提的金融发展，必然不可持续。金融发展是解决全部金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金融矛盾和金融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金融发展，只有推动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因此，要以金融发展的绩效为维持金融安全状态提供保障、为提升金融安全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坚持以金融安全保金融发展，就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金融发展创造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既要防止过度追求金融自身的发展，侵蚀金融安全基础，又要防止过度追求金融安全而形成对金融发展的抑制，继而削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

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面对的挑战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其一，新冠疫情与贸易战在增大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的同时，可能会极大地削弱全球经济活力，进而危害金融发展的根基。在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日益转向自保而加速去全球化。对历史上数次大流行病的研究表明，大流行病结束之后仍然会出现持续较长时间的投资机会低迷和储蓄意愿增强，前者可能是由于经济中劳动力短缺抑制投资需求导致资本过剩，后者可能源于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或财富枯竭后的重新积累。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使得中国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驱动增长，且不得不通过激发国内自主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这对于长期以来倚重间接融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待推进的中国金融体系而言，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其二，债务周期调整或导致金融动荡。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始于2010年的第四次债务狂潮席卷而来，是历次债务狂潮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和范围最广的一次，目前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可能不足以抵御一场大范围的金融风险。在长期低利率或负利率环境下，投资者为了追求收益，会配置更高风险和更差流动性的资产，部分资金会流入传统评级较低的企业，进而推升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一旦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出现盈利增长困难，很可能导致更多债券面临降级和抛售风险。同时，持续高企的债务水平会加剧全球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融资压力。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政府、企业乃至居民债务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风险增加，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问题突出，整体上金融风险明显承压。如何避免大规模违约的出现带来债权人对风险溢价补偿要求上升、融资条件更趋复杂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继而冲击实体经济，如何推进市场化的风险承担，无疑是新发展格局下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其三，以金融科技引领金融业集成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变革，在为金融发展提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