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遭遇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外部冲击，而今又叠加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影响，在经济企稳维艰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从经济较长的周期维度看，外部因素与突发影响都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那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次诱因是什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归咎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模式变化、产业结构纵深调整，等等。有很多条线索，却似乎很难厘清深层次逻辑。
不妨反其道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为何前面三十来年的中国经济会高速发展?从这个进路，或许可以梳理出中国经济渐渐慢下来的内在诱因。
其一，工业化进程终结
整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都经历了从一个传统农业跨到工业化的进程。从普遍的发展规律看，人类经济的第一波高速增长是什么带来的?应该绕不过“工业化”，这是普遍的共有之识。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最根本的增长动力，就是从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肇始的。
为什么工业化可以带来经济的强劲增长?可以粗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业化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资源的重新配置意味着，原来的农业生产要素转而成为工业生产要素，土地成为资源，劳动力成为资源，特别是这些资源通过工业化技术的加持，利用效率得到大大提升，推动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量。另则，传统农业时代没有资本的介入，即便有一点农业资本，其作用的发挥也极其有限。到了工业时代，机器嫁接资本，资本带来附加值，进而驱动经济发展。
从第二产业(工业)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在某种意义上是顺应了工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哪里?也是其优势所在，就在于有计划的“市场化”。更直白一点说，即我们传统的经济资源、要素资源是“有计划”、“分步骤”、“限领域”地从国有部门向真正的市场化部门转移，开始大力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宏观主导与微观放活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经济稳定的发展秩序，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中国民营经济的纷纷崛起，中国经济的活力得以充分涌流。
顺着工业化的轨迹来看，中国工业化慢慢已经实现，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当然，这个判断不见得很确切，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有一些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比如，现在许多行业都显示产量饱和了，有的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征。
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速放缓表现在国家层面，即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速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以前的10%的增长，我们到了6%，甚至到4%、5%的中低速的增长状态。当然，这种经济新常态也并非坏事，这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某种必然产物。
其二，人口红利问题
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本，支撑中国工业化经济高增长的关键条件是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中国在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中，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需要抚养的支出少，就能一门心思搞生产;而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和非劳动人口是双重增长，可用于再生产的物质、人力就少。抚养比低，财富剩余就多，储蓄就高，转化的投资就多。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保持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投资的回报率极高，从而带来了高投资拉动的高增长。
数据来源：data.worldbank.com，搜狐智库
依照这个逻辑，当老龄化袭来，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红利就会消失，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受到严重调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恰好在2010年开始迅速提高，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
接踵而至的，还有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进城务工人员数的增长率是1.5%，2017年基本持平，2018年之后就出现负增长了，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用工荒。这也就可以解释，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农民工“回流”潮现象。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发达工业区的人力资本“逃离”，另一方面更是在低出生率的影响下，新生代的农民工供给严重不足。今年，受疫情影响，员工返岗困难加上复工复产的条件限制，人力短缺在东部沿海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成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一大根本诱因。未来，中国经济保增长，一个重要手段是要对冲或者说延缓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人力“数量”不够，就从“质量”上做文章，采取人口、资本和技术等的组合方式，使人口红利以另外一种方式延展与实现。
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劳动人口的技能、知识、经验等方面水平的提升，以及新技术的加持，从而形成人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红利机遇期。按照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产业结构高端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也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从依赖劳动力驱动转变为依托人力资本驱动，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由此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