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4日，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曾毓坤在豆瓣上列出了一份《Corona读书会人类学阅读清单》，并表示想要组建一个线上读书会。在当天，有百余位豆友私信加入；次日晚上10点，第一期Corona读书会在线上展开。
那个节点，新冠疫情正不断陷入紧急情况和不确定性。读书会建立的两天前，国内因为疫情被延长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13天前，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封城”；2天后，李文亮医生去世。
曾毓坤当时在家中隔离，形容自己的状态为“崩溃”。“我在武汉上的大学，我无法把疫情当作一个用以在家写论文的漫长寒假”。他也参与了一些线上组织的志愿者活动，但最终还是决定做自己最熟悉的、从学术知识和能力出发的事情。
疫情期间，整个社交网络兴起了一场用线上阅读来对抗焦虑的运动。曾毓坤关注到一种观点，有人倡导应该关掉电视和社交媒体，来专心阅读早就想读的书、写早就想写的论文，他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有能动性的事。
以疫情为契机，对学术感兴趣的年轻人开始行动。相比已成名的学者们，这些知识青年没有知识权威的光环，一开始就希望打破圈层文化，与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交流。而微信公众号、直播平台、Zoom和飞书等在线交流工具的出现，也让这个与大众交流的愿望变得可能。
在海外念哲学本科的刘伦与曾毓坤有类似经历，他担心在国内的家人，可除了打电话让他们买防护用品，“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能做什么。想抓住什么，但又抓不住什么”。他叫上了几位学社会科学的同学一起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当时国内在疫情期间的新闻。几乎在Corona读书会成立的同时，他们把文章发在了刘伦和朋友一起创建的公众号上。这篇文章在当天就获得了几十万的阅读量。
大学生交流平台“围炉”在2020年7月和青年活动组织“706同学社”合办了线上圆桌“在变迁之中生活”，讨论教育方式变迁、公共生活变迁，以及公共生活的意义。参与对谈的人，除了周濂、周保松等学者，还有一些在读学生、艺术家等。
围炉成立于2015年，是主要由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学生运营的非盈利组织。“每当面临大的危机时，大众都会对社会有感触和反思”，在谈起组织圆桌的意图时，围炉负责人杨晨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他清楚这次对谈“不仅是面对大学生了，是面向公众的，是面向80后、90后”，“他们可能想要去了解大学生是怎么想的，或者，他们怀念大学时的讨论氛围”。
而Corona读书会在短暂的探索后找到了更合适的路径。最初，读书会的形式、内容更像是学术训练中的研讨会，第一次的内容主题是“重读流行病人类学”。他们选了两篇这一领域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由1到3名领读者领读，随后进入自由讨论。
但这种面向专业学生的读书会并不适合大众讨论，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曾毓坤回忆，在第二期读书会中，他们选取了福柯《性经验史》中《死亡的权利与控制生命的权力》部分，“大家都热情高涨，想用批判理论来好好检审疫情里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但效果并不好，讨论过快陷入一些关键概念在福柯文本里的诠释泥淖，无法动弹。”
他们又转而尝试在读书会回应当下重要的社会议题—“疫情期间的希望”“共情”“性别与疫情”—不再使用最初无论风格还是思路都像博士课程的书单。
读书会最密集的时候，能够达到四五天举办一次，“非常激情”。令曾毓坤惊喜的是，他很容易找到为读书会做领读和笔记的人，哪怕他们面对的是全新的议题，也可以做到迅速读书、学习。到后来，读书会上出现了不少话题的亲历者来做分享，例如在武汉经历隔离的人。
“新冠是一件全新的事情，你不可能等5到10年，等一个人成了新冠专家之后，再来向他提问。”他说，在传统的学术机构，之前非专业领域的人不太积极参与类似的讨论。疫情带来的冲击改变了这种现状，“群里流传着一个氛围，就是边看新闻，边读书，边思考。”
社会科学及其使命
社会科学专业正在成为年轻一代的选择。根据启德教育发布的《2021中国留学生白皮书》，2015年到2020年，商科申请占比始终排在首位（33.8%），其次是社会科学（21.2%）。而在这5年里，社会科学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5.3%。
对于准备选社科专业留学的高中生而言，他们需要在中学阶段就对选定的学科有一定认知和积累。这也驱使了一些学生讨论组织、活动的形成，例如从2018年由上海平和学校高中生创办的“中学生哲学大会”，到2021年上半年已经举办4届，参会的中学生需要提交论文并现场讨论。
刘伦是在高二时加入了一个讨论哲学、社会学的社团，他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高中的国际部。在学高中政治必修课时接触到哲学知识后，他通过读学者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等书籍进一步接触了欧洲哲学。他希望能有人和他一起学习，再加上国际部的学生有办社团、组织活动的氛围，于是和同伴一起建了微信群，在朋友圈转发了招新的信息。
社团在高中阶段给了刘伦一个安稳的、有身份认同的讨论空间。在刚决定学哲学时，周围几乎没有同伴，家人也担忧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