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外溢、高房价、高成本……这诸多争议已然成为一线城市、中心城市高速发展之后不得不面临的共性考验。这其中，深圳是当然的一极。无论是从发展速度、经济体量、人口密度等维度，还是创新的能力、质量与影响力，深圳都需要面对和回应社会对其改革再出发进程背后的这些核心问题的关切——是否产业外溢就必然意味着产业“空心化”?是否综合成本高企就一定难有破局之路?

本篇稿件以“发展格局之论”，提出思考深圳未来的发展格局之道——应当避免从单一城市视角孤立地进行，而须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层面、在城市群和都市圈规划建设的视野下进行细致讨论。这其中，深圳的使命是，找准其作为中心城市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新角色——更有效的融合、协作与利益共享。(于晓娜)

5月19日，深圳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今年深圳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深度融入“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加快深圳都市圈规划建设。

稍早前的广东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及资源优化配置等核心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

当前，城市群、都市圈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组织的主要形态，也正是因此，在评价城市时，需要由“城市视野”拓展至“城市群视野”。

以“城市群视野”来思考当前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面临的诸如产业外溢、高人口密度带来的高房价等争议甚至困境，往往能够豁然开朗。

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单一城市论GDP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的应有之义。

唐杰认为，舆论热议的深圳高房价问题，背后有高人口密度和高经济密度造成土地稀缺性的客观原因，需要从城市群的角度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深圳要与珠三角周边地区加强联系，向东与惠州、向西与中山、向北与东莞连通，构建大都市圈，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发展机遇。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城市群视野下，深圳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作为中心城市在产业发展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城市群如何真正地“连为一体”?

产业外溢

并不意味着“空心化”

近些年，伴随着土地厂房租金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时有深圳制造企业迁出的消息，这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的疑问。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从数据来看，2020年深圳一二三产的比重为0.1：37.8：62.1，即便是跟全球范围内的大都市相比，深圳接近40%的二产占比都属于高水平。

若从变化趋势看，与2015年相比，深圳2020年第二产业的占比的确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也引起了一些担忧，有区域研究专家认为，深圳第二产业的占比不宜下降得过多，多数科技创新中心是从制造业中心发展而来的，离开了制造业的支撑，会导致创新的空心化。

唐杰则认为，制造产业留在大城市仍然是一种工业化思维，制造的一端迟早会从大城市转移出去，并且与大城市相隔不远。大城市的功能不是制造，而是创造，深圳的增长真正依靠的是大量创新产业、新兴产业。

在不同观点分野的背后，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当中心城市的产业链上的部分功能外溢至周边地区，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心城市产业和创新的“空心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郑宇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全球的创新坐标中来看，以深圳为核心的珠江东岸的创新是以硬件创新为特色的，建立在强大的电子供应链支撑之上，所以需要有大量专业化分工的制造工厂进行支撑，否则创新会失去依托。“这样的工厂留在深圳，和去东莞、惠州有什么区别?当我们讨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时，不应该只是基于深圳自身的产业布局，而更应该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或者至少要从深圳都市圈内的深莞惠这几个核心城市整体框架上来观察和思考。”

在此框架下，可以看到的是，深圳的很多产业外溢，并非“搬迁”，而是在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扩张式外溢”，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

这在大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的研发生产基地开工，拟撬动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这一项目作为“1号工程”。

2017年，TCL集团下属的华星光电在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在高世代模组项目中，深圳利用一条生产线做新产品和新技术验证，从产品抽检上实现品质预警，提前拦截问题，而惠州则利用规模优势，推进量产。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华为将终端相关部门迁到东莞松山湖。2020年，华为系包揽了东莞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效益贡献企业几大榜单的第一名。

不惟深圳。实际上，过去5年间，中国大城市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普遍出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甚至接近20个百分点。

而如果将深莞惠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察单元则会发现，尽管深圳二产占比5年间下降了3.4个百分点，惠州也下降了4.5个百分点，但东莞的二产占比却逆势由46.3%升至53.8%，上升了7.5个百分点。

找准新定位

对于深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