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既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联结纽带。

区域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是提高长三角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近日，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到2025年，G60科创走廊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根据2020年底科技部公布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到2035年，全面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长三角科技创新符合国家战略。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大学既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联结纽带。

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高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和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也发挥着人才培养、科研教育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此前，浙江大学联手多方力量设立的“繁星科学基金”，支持“计算+”创新实验室的建设，推动生物、医疗、农业、食品等领域的交叉方向展开基础研究及前沿探索。

这一举措，将有力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科技创新的发展目标。

聚焦长三角

不同于以往的基础研究，有赖于政府资金的投入。而此次担纲先行者的繁星科学基金则是政府、高校和市场力量合作的产物，是更加紧密的高能级政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捐赠方是浙江大学校友、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发起的繁星公益基金。

“从科技史来看，每80年到100年世界的科技中心就会改变。放眼未来科技创新版图，世界创新中心除了欧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也将成为一个重要增长极。”吴朝晖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当前中国创新主要集中的三个区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创新力全球排名为第14位，与2019年持平，仍然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以长三角为例，这里集中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长三角建设科创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盘。在区域创新资源的联动上，长三角三省一市各具特点，譬如上海综合优势突出，江苏制造业发达，浙江数字经济领先，安徽创新活跃、生态资源良好。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一市创新资源的汇聚和连接更加频繁，能级不断提升，有能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吴朝晖看来，在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中，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作用。

他谈到，浙大正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生态文明与环保创新、设计育种等多个领域推进“创新2030计划”，力争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产生重大原创成果。对此，繁星科学基金首期1亿美元捐赠资金，将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研项目。

长三角科创新模式

繁星公益基金会和浙江大学高等研究院展开合作，也是迄今为止其最大的一笔捐赠。双方共同成立了“繁星科学基金”，重点关注点将落脚前沿技术和基础科研方面的探索。

作为第一期资助，繁星公益基金将在未来3-5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助1亿美元，用于“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项目。

从国际上来看，Google、微软、Intel等科技企业都在推动AI+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并在生物制药、临床医疗等多个交叉领域进行探索实践。对于此次项目的选择，繁星科学基金方面表示，计算机+是基础科研平台，当前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和算力息息相关，包括生命科学、农业等多个领域都会借助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方法的手段进行实验研究，算力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不难看出，繁星科学基金的成立，改变了以往基础研究多依赖政府投入的形式，建立起了一个高校牵头、政产学研融合的新模式。

“交流、融合、互动”是吴朝晖口中的关键词。这样的意识，在浙江大学与上海方面的两个合作项目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和繁星科学基金上，体现得更是尤为明显。

一方面，市场力量的加入，不仅使基础研究得到了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也可以将市场化的理念和手段引入到科研的组织管理、经营运作、需求对接等各方面，从而提升研究效率。吴朝晖说明道，“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创新型大学既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要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外在的重要联结纽带。”

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也仰赖于科技的支撑。在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看来，商业只是一个逐渐进阶的过程，“必须把前面的东西做好，才会有后面的东西。很多水下的东西外行是看不见的，而正是这些支撑着拼多多不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