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经济活动模式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步的转变阶段。从中国角度看的话，‘双碳’目标不是‘让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做什么’，这是全人类的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说道。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制定实现这一“双碳”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直颇受海内外关注。
5月17日，在一场CCG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人士表示，“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彰显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更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举措。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但这一过程也蕴含巨大机遇。
CCG顾问、财政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朱光耀在会上指出，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只有30年左右,与发达国家60至70年的时间相比要短得多，因此面临巨大挑战。此外，中国正在努力在“十四五”期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在此期间GDP增速需要保持在5%以上。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平衡，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考验。
谢伯阳在研讨会上指出，要实现“双碳”目标，有赖于建立新兴的绿色产业，既包括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也包括建立全新的绿色产业，特别是要着重考虑绿色材料的发展。“要建立新的绿色产业和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提升，关键是科技。”
“应该把发展绿材和绿色能源、绿色电力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谢伯阳举例说，山西正在推进一个合成生物项目，要用2000万吨秸秆生产100万吨高质量纺织用丝，以代替化纤。“这种合成生物的产业就是一种全新的新兴产业。有很多领域可以用这个思路来发展。”
面对“双碳”目标，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煤炭又该何去何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田会在研讨会上指出，首先，应该大力推进新技术、新工艺，对每个生产环节进行排查，走减碳化的道路;其次，积极支持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变以及煤炭的再利用，比如用炭做甲醇，用烟道灰做汽油;最后，央企应稳步退出传统能源，逐步进军新能源领域，避免盲目追求“风光”的同质化竞争。
面对没有国界的气候问题，国际合作不可或缺。朱光耀表示，这不仅关乎加快推动全球技术革命的到来，而且涉及全球治理体系规则的调整。“新的规则制定现在已经迫在眉睫，而且起步的时间也明确了。”他表示，中国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国内对于减排仍未完全形成共识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创始人马军也认为，中国要在保持经济增速的同时实现减排目标，挑战是非常明确的。虽然“十四五”规划提出，让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碳达峰，但据他了解，有些地区还是坚持一些“不同的思路”，比如，有的想在减排约束到来前再涨一涨，有的已经接近“达峰”却故意要拖一拖，尽量晚两年再宣布“达峰”。
对此，马军强调，要切实让“双碳”目标在各地得到落实，掌握明确的数据是关键。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把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能耗情况、人均单位GDP等数据先汇总起来，随后再逐渐把企业的相关数据收集起来。他指出，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可以避免“碳高峰”，也可以遏制“躺赢”的心态。
马军说，当前，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很多地方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都想在减排大势到来之前抓紧最后的时间涨一涨，这导致很多高耗能产业近期都处于反弹的状态，甚至是在加速，可以说是在“碳中和”热潮之下的一股潜流。
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涂建军认为，要切实落实“双碳”目标，中国的减排工作需要在2030年前多做一些，以大幅降低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难度。
“按照中国的承诺，在2030年之后，中国每年的减排量相当于法国当前全年的排放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能不能实现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我们需要在2030年前多做一点，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想的那样，还有十年继续让排放量上升的时间。”涂建军说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指出，虽然碳减排在国际层面正在形成国际共识，但在很多国家内部却难以形成共识，包括美国。具体到中国，各产业对“碳中和”的理解还存在很大差异。以一家大型煤炭国企为例，虽然他们很重视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但却无从下手，只会为旗下每个矿花2000万元种树，能够抵消的碳排放非常有限。
齐晔也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30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会涌现大量的赢家和输家。“如果控制不好，这个转型就会带来极大的政治上的风险，有可能会演变成我们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他说，“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会是影响非常广泛的社会问题，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系统性的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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