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12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发生了一系列结构变化，“一小一老”人口占比上升，表明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虽然下降，但是规模依然庞大，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而随着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增长和人口素质提升，人才红利时代将到来;人口在向经济发达区域和城市聚集，流动人口明显增加，这一方面体现为东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显著上升。
又一个十年。5月11日上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正式揭晓。
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当前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七普”数据折射出10年来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其中，既有预期之内的结果，如人口流动重心加速南移，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等，也有意料之外的发现，如“一家三口”传统家庭结构首次被打破。分区域来看，东北地区人口结构方面的多项指标表现不同于其他地区，也引发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宁吉喆也在当日国新办发布会上对东北人口情况进行回应。
西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高达3.76亿。
从人口地区分布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和6.98%。从流动情况看，与2010相比，东部、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上升2.15个和0.22个百分点，中部、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则分别下降0.79个和1.20个百分点。
上海社科院人口所副研究员、上海老年学学会秘书长杨昕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人口分布格局一方面与出生死亡有关，另一方面与迁移流动有关。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人口分布格局由迁移流动主导。而迁移流动的驱动力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区域分化的驱动下，人口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不太会发生质的变化。需要看到的是，虽然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仍很明显，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可能会取代东中西部的差距，人口分布格局也会随之变化。
那么，如何理解西部人口占比上升这一现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告诉记者，这与区域内部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从流动人口构成来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在总流动人口中达1/3，省内流动占比约为2/3。“这意味着，省内流动人口包括市内、县内、乡镇间的人口流动活跃程度都在增长，城乡流动非常活跃。而省内人口流动的活跃，也导致部分中西部城市，包括小城市对人口吸纳的能力也在提升。”杨舸说。
不可否认的是，未来，都市圈和中心城市还将继续在人口流动版图上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分析师苏月博士分析指出，一般而言，产业随着投资移动，人口随着产业移动。在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倡导下，政府将支持要素向有效率的地方聚集。因此，人口向都市圈和城市群中心聚集的趋势将持续，未来五年，围绕在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建设还将成为政策制定的重点。也正因此，经济增长前景好且生活成本和房价可负担性较好的中心城市将对人口持续具有吸引力。
打破“一家三口”格局
一项令人意外的发现是，传统的“三口之家”家庭结构已被颠覆。调查显示，1990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09人。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为2.62人，“三口之家”首次被打破。
如何理解平均户人口持续下降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住房条件改善，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观念转变。“家庭小型化的出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基本都以大家庭为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董登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和乡村都在同步加速推进住房条件改善，家庭规模也持续缩小。“应该说农村推进得更快，大部分家庭只要一结婚马上就分解出来，成为独立的新家庭。”
此外，多位受访人口专家均表示，打破传统三人家庭，表明更多的家庭为2人户或1人户出现，单身现象、“丁克”族、纯老年人家庭现象也在增加，而这是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平均生育年龄延迟、住房条件大幅改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杨昕指出，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除2016当年出生人口略有增加，之后几年持续下降，从2016年的1786多万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1200万，总和生育率从1.7下降到1.3。第二个原因是平均初婚和生育年龄延迟，例如江苏省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34.1岁(2012年为29.6)，初育年龄则会更迟。此外，她也认为住房条件改善是一个重要因素，年轻人成立家庭后能够单独居住，使得一代户、二代户成为主流。
她进一步指出，家庭小型化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问题。例如，家庭的保障互助功能可能弱化，例如对子代的抚养和对父母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