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为鹏脑海里有一张不露脸的照片。他就像侦探推理片里的侧写专家，根据蛛丝马迹，一步步触摸到人的性格、经历、身体状态和内心世界。不过，他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希望了解的是民国时期中产阶层的生活情况，以及抗战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影响。因缘际会，一个与他相隔百年，名叫董士沅的人成了他了解这些问题的抓手。随着两篇学术论文诞生，他与这位货栈掌柜的生活世界也意外地贴近了。借由他，袁为鹏甚至能够闻到街上烧鸡铺子飘出的香味，听到古镇茶馆里飘出的悠扬小调，街边水果摊贩的吆喝，和突如其来的爆炸声。

这一切都缘起于一部偶然落入他视野的账册，那是他的朋友黄英伟从古玩市场买来的。两大本账册共290多页，乍一看就是两本中等厚薄的旧书。见过许多账册的袁为鹏觉得它“外观很普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1936~1942年2月间，它们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主人董士沅，上面记录了6年间共2000多笔收入和支出，平均每月42条。账册是当时通行的“腰格通天条”账式，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从买水、买盐、交通、娱乐到人情往来，事无巨细，董士沅一一记录在册，而且笔迹工整清晰，几乎没有涂改。

两位学者立刻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反映抗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史料。经济史学者对近代企业家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身上，比如张謇、卢作孚、荣德生等，对普通中小业主和中层管理者的研究则相对匮乏。除了小说《子夜》中的吴荪甫等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之外，学界少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此前对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信函、日记等材料，很少会有人专门从账本入手做研究。

黄英伟和袁为鹏在咖啡馆待了整整3天，把账册里的记录一条条读出来，录入电脑。基于这些资料，两人又在咖啡馆讨论了好几天，终于合作完成了《民国中产阶级账本》一书。可就在出版前一个月，41岁的黄英伟不幸因病逝世。

一个精明体面的民国中产

去年夏天，袁为鹏完成了从北京到上海的漫长搬迁。在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之前，他与黄英伟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如今，袁为鹏一家三口住在交大青年教师宿舍的一套两居室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9个简易书架上放满了书。这是他藏书的1/5，都是这学期上课要用的参考书，其余80多箱依然滞留在北京。

研究董士沅，他陆续用了两年时间，看的资料上百种，文献逾100万字。但董士沅迟迟没有露出他的脸。他的长相已经淹没在时间里，无法从史料档案中找到。而且，因为账册里出现了同音不同字的几个名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已经无法完全确定。但在某种程度上，袁为鹏对他的了解又是具体而微的，甚至超过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一个毫无不良嗜好的人”“一个十分精明讲究的人”“一个受非常传统的中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可能有皮肤病”“十分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等等。在家中书架前，袁为鹏缓缓道出他对董士沅的印象。

不同于日记和通信能够记述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在账本上，董士沅只是近乎刻板地一笔笔记录着每天的花销，只有在遇到重大变故时，才偶尔写下自己的心情。但账本也有优势，那就是它客观、细致并且连续性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

历史地理学博士出身的袁为鹏用他的考据功夫，通过当时的交通情况、地理环境、账本记录的几次旅行行程及费用，框定了董士沅的迁徙轨迹。他的家乡是江苏常州武进县湟里镇，工作地是以烧鸡出名的安徽古镇符离集。他频繁来往于家乡和工作地，每次都要在南京转车。抗战爆发，董士沅曾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总部述职，说明他供职的商号总部在上海。账册里多次出现“符栈”的记录，说明商号在符离集镇有一个货栈。从他宴请员工的习惯、交际的礼单、交往的朋友、收入情况以及到上海述职的行为来看，董士沅应该是那个货栈的负责人，类似于掌柜的角色。

通过对账册记录的汇总测算，袁为鹏推知董士沅平均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6元。当时，上海普通的技术工人工资不足20元，董士沅的工资水平大约和最低级的公务员或普通中小学教师相当。但工资并不是董士沅收入的全部，他还有投资收入、利息以及房租，这样算下来，他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3元。但即便算上这些，他的收入还是略低于当时大学的助教。“算不上富有，但能够维持他中产的体面生活。”

虽然在账本涉及的6年时间里，董士沅极少去上海，但出生于湖北、在北京住了19年的袁为鹏觉得，董士沅“基本上就像一个上海商人”。这种感觉，首先来自他对饮食的记录。袁为鹏发现，董士沅食谱很广，尤其在战前，吃东西更是讲究，而且充满南方特色。比如，他饮食中很大一部分是水产，有鱼、虾、蟹，尤其爱吃白鱼和价格不菲的对虾。

董士沅的行事风格也更接近于“南方人”——精明、节俭又十分讲究面子。有件事令袁为鹏印象很深。抗战爆发后，董士沅从符离集逃回家乡避难。“一般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都是直接回老家了”，但董士沅不是，他回到常州后，先是在镇里的大酒店住了一晚，安顿自己，又为家乡大人、孩子买了许多礼品，才施施然返回家中。

作为一个货栈掌柜，董士沅似乎时时处处都会体现出应有的派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