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杠杆率是衡量金融风险的综合性指标，高杠杆率是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对于刺激政策须谨慎使用，它会带来风险积累。

最好通过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对于存量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一方面可以扩大地方债券发行，不仅是用于弥补当年的赤字，减少增量的隐性债务，还将用于置换存量的隐性债务。另一方面，盘活政府存款，这既可以促进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又可以短期内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

要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冲动，需要中央让渡一部分财政来源、税收来源给地方;与此同时，中央要承担一部分地方政府的担子。

未来看，既要保持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又要充分发挥杠杆率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必须在杠杆率结构上做文章。

“五六年前，对于打破国企刚性兑付信仰、打破政府隐性担保，我可能还会担忧这是否会引发金融风险。但如今来看，再作权衡可能就来不及了。”

三年多前，彼时恰逢中国刚刚打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听他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分析当时宏观杠杆率及各部门债务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特别是金融监管部门花大力气整治影子银行，2017年以来压降了20万亿元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也因此得到一定遏制。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再度独家专访张晓晶。张晓晶现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并在日前受邀参加由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作为长期以来聚焦杠杆率及债务风险研究的资深学者，在此次访谈中，张晓晶复盘过去三年多中国压降债务风险所取得的进展，深入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各部门杠杆率的发展趋势及潜在风险。他多次提及建立可持续债务积累模式的重要性，强调要抓紧在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打破“国企信仰”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让传统的公共部门债务积累方式无以为继，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市场化风险定价，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

“作为学者，尽管我无法提供在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时，如何切实避免债务风险蔓延成系统性风险的具体建议，但我仍然坚定地认为，打破国企刚兑信仰时不我待。投资者要真正认识到‘狼要来了’，真正用市场的眼光看清风险。“张晓晶称。

债务风险

向政府部门集聚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过去三年多我国在去杠杆、稳杠杆方面取得哪些进展?

张晓晶：2017年以来，我国实施去杠杆、稳杠杆政策，主要取得两方面进展：一是从显性杠杆的角度看，金融部门去杠杆很明显，企业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实现一定的去杠杆，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有一段时期也是略有下降。

二是从隐性杠杆的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的很多隐性债务是来自于影子银行，过去三年多我国压降了近20万亿元的影子银行业务，在推动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快速扩张，推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下降。同时，近年来，地方政府还通过处置部分国有资产、强化财政预算等手段化解存量债务风险，抑制隐性杠杆率的快速攀升。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我国目前在存量债务风险化解方面还面临哪些挑战?您建议应如何应对?

张晓晶：在存量债务结构中，国有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是“大头”，其特征均表现为债务风险向政府部门集聚，是债务处置的重点。

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债务占比达六到七成。因此，国有企业是企业部门去(稳)杠杆的关键。首先，由于这里有不少是融资平台债务，原本属于政府债务范畴，但2015年新《预算法》不予确认。建议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中也要覆盖这一块。其次，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化解部分国有企业债务。第三，僵尸国企的有序退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存量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僵尸国企的特点，就是其收入流已经无法覆盖其债务利息支出。僵尸国有企业的退出，不仅可以消解部分债务，释放出一定的社会资源，而且也为新企业的进入腾出了空间，有利于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对于存量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一方面可以扩大地方债券发行，不仅是用于弥补当年的赤字，减少增量的隐性债务，还将用于置换存量的隐性债务。尽管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后，大量融资平台债务都进入了企业部门，但实际上，很多融资平台债务是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的项目，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从这个意义上，置换这些存量隐性债务，政府义不容辞。

另一方面，盘活政府存款。2020年末我国政府存款34.35万亿，占GDP的33.8%。这一庞大规模的存款也显示出我国政府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率有限。与发达国家比较，英美政府存款占比都是个位数，日德稍高些，也只是百分之十几。盘活政府存款意义重大，既可以促进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又可以短期内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

此外，通过对地方政府资产(如地方国企等)的处置，部分化解债务风险。地方政府掌握的主要资产包括项目和国企。资产处置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将项目和国企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