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过去100年以来人类社会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流行病冲击，无论是对病毒本身的治疗，还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政府政策的应对，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后来的发展表明，对于其中很多方面，我们最初的认识是非常不充分的。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疫情以及疫情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认知也在逐步深化。

我想重点讨论与疫情和经济恢复有关的三个领域的特征事实。在疫情暴发之初，这些特征事实没有被我们充分预估到或者完全没有认识到，即使到现在，大家对于这些特征事实，至少对其中一些关键的特征事实的认识，可能仍然比较模糊，这会影响我们对于下一步经济活动的预判以及对金融市场的观察和分析。

第一个特征事实：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

疫情导致经济活动骤然下降和收入现金流的枯竭，对人们消费形成非常大的抑制。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在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与此相关联的另外一些因素的观察和分析是非常不充分的——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对消费活动影响是非常不对称的，特别是在恐慌阶段过去以后。

简单来说，对接触型的消费活动(主要集中在服务领域)，因为经济封锁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感染疫病的巨大恐惧，疫情对它的抑制作用非常强;但对于货物消费而言，因为购买过程相对比较简单，感染风险容易控制，同时相对更容易线上化，所以货物消费受到的影响明显比较小。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观察到：由于服务活动受限，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产生了非常强的替代。

简单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讲，服务消费可能带来较高的感染风险，封锁政策导致许多服务不可得，这意味着其隐含的实际价格大幅度上升。因此，在同样的收入约束条件下，人们用货物消费大量替代服务消费。

可以看几个关键事实：

首先，全球货物消费异常旺盛。

这里专门计算了全球范围的货物消费增速。图中有两条线，一条包含中国，另外一条不包含中国。在不包含中国的情况下，在去年第四季度全球疫情仍然很严重的时候，全球货物消费增速已经显著超过疫情前水平。即使计入中国的数据(去年第四季度中国货物消费已经开始减速)，去年四季度全球范围内的货物消费增速至少已经追平疫情前水平，但是同期全球经济活动与疫情前相比仍然相差很多。这一证据非常强有力地证明，货物消费处在异常旺盛的阶段。

其次，全球贸易增速强劲恢复。

由于全球货物消费大量通过贸易活动来维持，与此相关联的第二个变化是，尽管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打击非常大，但是全球贸易增速恢复得非常早、非常强劲。

去年第四季度，全球贸易的名义增速已经大幅超过疫情前水平。即使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全球贸易增速也已经达到2018年以来最高水平，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整体水平明显更高。这一变化是与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异常高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全球工业活动增速超过疫情前水平。

货物生产在统计数据上大量通过工业活动来完成，所以第三个看全球工业活动增速。尽管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非常大，去年四季度全球收入增速非常低，但是当时的全球工业活动增速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

综合以上数据，我想描述的第一个关键特征事实是，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非常不对称的。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种不对称性超出了一年前的预期。由于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存在着非常强的替代，去年四季度，全球工业生产、贸易、货物消费领域的经济活动已经回到或者超过疫情前水平，这一变化实际上解释了很多接下来要讨论的现象。

沿着上述解释，我想讨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随着全球经济活动全面重启，随着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和服务消费恢复性增长，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会被逆转。与此同时，由于货物消费大部分是耐用品消费，根据其本身的定义，耐用品可以使用更长时间，这意味着货物消费增长本身对于未来较长时间内的耐用品消费形成了很大透支。

第二个特征事实：供应限制的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商品价格上升，人们都在讨论所谓“输入型”通货膨胀。我从这一角度对相关话题进行一些讨论。

上图展示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工业品价格和美国工业品价格(准确地说是美国中间投入品价格指数)的对比。

这一对比是我个人在2003年最早提出的，当时想说明的是，中国工业品价格形成是全球价格形成的一部分。18年过去了，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中国工业品价格与全球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即使在月度频率上，也是高度同步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观察中国制造领域价格时，需要放在更大范围来看。

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关键事实，有时候经济活动在受到外部强烈冲击时会剧烈下降，随后由于自发力量或者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又会出现很大的反弹。

我研究了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活动5次非常显著的反弹。

可以看到，正常时期工业品弹性都稳定在0.63左右。2016~2017年，弹性大幅上升到接近2.4的水平，是历史正常水平的4倍。这比较容易解释，因为当时中国供给侧改革大幅限制了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