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了“30·60”目标，在国际上做出了中国承诺，实现低碳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央银行行长和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在多个场合对这个问题谈了很多看法，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为什么如此关注“30·60”目标，因为这个问题与金融体系有着重大的关联性。

我谈一下低碳转型与金融体系关系问题，并重点谈一下应充分认识碳交易市场建设中金融的作用。

一、充分认识金融体系在低碳转型中的作用

低碳转型与金融体系有着重大的关联性，一个健康并积极参与低碳转型的金融体系至关重要。

一是低碳转型需要金融体系管理好风险。低碳转型过程中，大量高碳资产加速折旧，在正常使用寿命前不再产生经济效益，成为“搁浅资产”，造成金融机构风险敞口。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转型，必然要求协调好金融系统的吸收损失能力与转型速度。此外，低碳转型可能会形成一些区域性、行业性风险，要有一定的压力测试与应对预案。

二是低碳转型需要引导好预期。低碳转型影响很大，社会各行各业需要形成稳定的风险预期，在此基础上才能不干扰各类信用定价和产品定价。

更为重要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如何引导好全社会的金融资源配置、高效解决低碳发展中最为关键的投融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是低碳转型对宏观政策有潜在的重要影响。低碳转型的政策手段可能导致特定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影响通胀水平，对潜在增长率也有一定影响，要纳入未来的货币政策框架中。

四是低碳转型需要全社会转变投资理念。低碳转型需要改变投资风格，可持续投资应成为被市场认可的理念，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的基金将逐渐增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内低碳转型需要相关部门在政策支持工具、金融监管政策等方面加大引导力度。

由于低碳转型涉及到风险管理、预期引导、宏观政策、投资观念等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30·60”目标。这既是对低碳转型提供基础支撑的需要，也是金融体系自身高质量发展与风险防范的需要。上述几方面的枢纽是碳交易市场的价格信号，其所能发挥的金融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二、充分利用碳排放交易体系等市场化机制

在所有减少碳排放的方式中，碳排放权交易是最有效的市场化的方式。

目前，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实践有三种方式，碳排放配额、碳税和部分国家实行的补贴政策。

总体而言，碳排放配额是采用最为广泛的“定价方式”，碳税与补贴能够高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也需市场化交易形成合适的价格作为参考，否则在实践中难以起到成效。

《京都议定书》提出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三种减排机制安排。全球各国根据自身情况，设定相应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排放企业获取配额的方法包括政府分配或与其他排放企业交易，配额分配和买卖过程形成碳价并构成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

除从政府处获得的碳排放许可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允许减排企业通过项目合作碳抵消(carbonoffsets)来核减自身碳排放，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约是常见的、减排量可交易的碳抵消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很好地引导全社会的资源分配，是一种长期可持续的方式。碳排放配额下，企业可以采用更先进的低排放设备或对现有设备进行低排放改造，也可以从碳排放配额富余的企业购买碳排放额。

碳排放权价格集中体现了产出增长、排放配额和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企业自主选择主动减排或购买排放权额度，进行碳减排融资。

碳减排融资包括企业自己搞碳减排的融资问题以及对低碳技术的投融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通过碳配额交易就可以完成，出售者拿走这部分钱去搞减排改造，少排放一些，购买者则花钱购买更多排放的权力。

对碳减排技术的投融资问题，碳交易的价格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低碳技术的市场价值，会促使私人投资增加，从而刺激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包括新能源、碳捕获和碳沉降、煤的清洁燃烧技术等。通过碳配额交易这样的市场化手段，使得资源重新进行配置，解决了碳减排的融资问题。

从全局来看，通过碳配额交易融资应是低碳融资的主渠道，能大大减轻财政税收补贴的压力。事实上，相对财政补贴这种不可持续方式，碳配额交易是一种商业可持续方式。

三、按照金融市场发展规律建设碳交易市场非常重要

碳交易市场本质上是金融市场，要按照金融市场发展规律来建设碳交易市场。

实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效率至关重要，需要交易机制、投资者基础、衍生品工具以及相应的金融市场监管规则等基础条件。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碳市场在价格发现、引导预期、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影响减排目标的有效达成。

同时，对碳排放权的现货和衍生品应按照金融市场的逻辑和规则进行管理和监管，以有效防范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风险。应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参与程度，加快推进碳排放权场内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