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18.3%的增速，复苏力度较强、韧性十足，是一个漂亮的开门红。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消费恢复较为理想，同比增长33.9%处于市场预期的上限。整体来看，2021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复苏态势。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在逐渐正常化，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重新成为焦点。下一步货币政策应如何调整，才能更好地适应国内经济运行的波动和全球宏观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备受关注。

当前，全球主要央行均实行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而我国则相对谨慎，这是建立在我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之上的。但是经济要保持这种增长态势，还将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改善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二是制造业投资能否转负为正，三是全球疫情控制和经济复苏是否理想，四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能否得以持续。

今年以来，对于流动性投放是否会“急转弯”的讨论和担忧不绝于耳。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鉴于去年二季度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事实上流动性的投放一直在从相对宽松状态逐步“转弯”。从操作层面来看，无论是观察基础货币增速，还是DR007的价格走势，我国流动性投放从去年3月份开始宽松，在4月至5月份达到宽松顶峰，从6月份开始渐进收紧，到7月份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初步完成平稳“转弯”。再从“传导”层面来看，M2、信贷规模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宽口径指标已经处于“转弯”后的回归过程。

从中美两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情况来看，与美联储大肆“放水”不同，人民银行确实做到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搞大水漫灌。因此，为支持和配合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货币政策总体上需要更加谨慎，宜继续坚持稳健中性的基调，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尽管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中国经济仍处疫情后的恢复时期，复苏的不同步、不均衡，结构性的需求不足仍将是未来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内外部需求的持续变化对宏观政策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以跨周期调控来兼顾短期波动与长期发展，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长期性问题。货币政策正从去年的“应急性模式”逐步向“常态化模式”转变，针对特定群体的各项纾困政策不要撤得太急，尤其是货币政策需要“稳”字当头，重点对居民消费、中小企业、民间资本、制造业、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地区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

特别是，应更多采取市场化措施，针对部分历史经营业绩良好、但短期受疫情影响而遭遇现金流困境的企业，提供中长期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并保持银行间流动性宽松，引导市场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同时，财政政策也可加以配合，为困难行业、困难企业的贷款提供临时性的财政贴息。

同时，在当前物价面临一定上升压力、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国际金融市场有可能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都将释放过于强烈的总量扩张信号，有可能为未来的经济运行带来困扰，影响前期控制经济主体杠杆率的努力，既不利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也与当前经济形势及政策目标不相符合，并不是当前最为迫切和最为合适的政策工具。

尽管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传导到国内推动了PPI上行，但是鉴于PPI向CPI传导有限，工业品价格上涨可能是短期和暂时的，通过价格手段调整政策利率的可能性不大，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和过早加息。总之，今年无论是政策利率还是存款准备金比率，向上或向下调整的可能性都很小，货币政策宜持续处于“观察期”。

讨论当前的货币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变量，那就是美国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冲击。自去年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累计出台约6万亿美元财政纾困措施，2020年美联储的总资产扩张了近80%，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救助规模。超常规的宽松和“放水”所带来的通胀、债务和金融稳定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这些政策对于新兴市场具有巨大的外溢性。那么，应如何防止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对此，当前还应高度关注全球经济复苏及“再通胀交易”对我物价走势的影响。金融市场上的“再通胀交易”也许将加大今年通胀的输入性风险。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和疫苗的逐步推广，今年我国的消费表现很可能超预期，这将对终端消费品价格产生的拉动作用，累积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如果个人、企业乃至市场对通胀的预期不断强化，通胀将自我实现，从而将抬升短期需求和价格水平。

(王军系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鹏飞系中原银行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