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受邀参加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会上，彭文生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就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需要关注两点”、“要有针对性地防范和解决一些问题”，彭文生的诸多观点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相契合。如何更深入地剖析经济运行趋势?如何寻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资本市场改革前景是什么?多城楼市调控轮番升级，房价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对话彭文生。
经济存在结构不平衡、
增长不稳固的因素
证券时报记者：首先祝贺彭院长受邀参加总理座谈会，这是对您过往研究成果的肯定。在座谈会上，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彭文生：受益于对疫情的有力管控，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我们预计，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速或达9%左右，完全能够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6%以上的目标。但在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结构不平衡、增长不稳固的因素，影响疫后的可持续复苏。短期来讲，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有滞胀效应。我们可以从一些非常直观的现象中感受到这种供给冲击：疫情导致港口清关效率明显下降、回程船装载率下降，航运公司不得不提高海运费;智利、秘鲁受到疫情冲击，铜矿开采明显受到影响，抬升了铜价;全球商务旅行、学校等线下服务业供给明显收缩，会议、求学、娱乐需求不得不线上化，电子产品需求大幅上升，再加上芯片产业链前期遭受了贸易摩擦冲击，最终导致了大范围的芯片短缺。除了这种短期的供给限制，还有一些更长期的供给摩擦，比如跨国企业开始考虑增加其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供给的限制，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挤压企业盈利，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滞胀”的效果。
短期内，全球范围内“胀”已经有苗头，“滞”还没那么明显，但随着经济恢复到其潜在水平之后，“滞”与“胀”可能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正反馈。一方面，美国财政刺激不断加码;另一方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经受疫情的考验，且短期内难以获得充足的疫苗供应，巴西、印度出现了新一波疫情，全球供应链距离完全恢复仍有很长的路。
第二，疫情冲击是非对称的，带来结构分化。这次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非对称特征，有些部门、行业、人群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些没有受什么影响甚至是受益的。供给冲击导致的成本上升有利于上游行业，下游行业的利润则受到挤压;在应对成本增加方面，大企业的能力明显强于小企业。除了上下游分化与大小企业分化，还有高端与低端、金融与实体的分化。我们观察到大车(如SUV)、豪车(如宝马、奔驰、奥迪)恢复快于普通乘用车，中高端服饰和运动服饰恢复好于总体品牌服装，奢侈品也出现消费人数和金额向一线城市聚集的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较为乐观，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哪些新的增长极?
彭文生：在十四五规划中，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指引，我认为核心有两个：从生产端来看，要大力促进创新，提高效率;从需求端来看，要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有效提振消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工人工资增长、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伴以基建为主的财政支出扩张，这导致房价上涨、财产性贫富分化加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断累积，宏观杠杆率急剧上升。同时，地产与金融业过度扩张也会挤占优秀人才资源，造成R&D密集型行业人才流失，拖累全要素生产率。
向前看，要保持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中国2020年的人均GDP是7.2万元人民币，如果按照2020年平均汇率计算，相当于10500美元，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的关口。随着我们的人均GDP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收窄，加上国际环境的一些摩擦，中国可以直接借鉴和学习的经验与技术都在减少。站在这个时点，如果我们要继续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对内应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准入的制度性壁垒，推进国企改革、实施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但同时，自主创新不意味着封闭，对外需要同时促进出口和进口，保持通过外部竞争推动供给侧效率提升的渠道。
从需求端来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提振消费是发力重点。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并不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在改善收入分配上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政府可以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转税税负，从而提升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此外，过去十几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背后是房价和信贷相互促进带来的金融顺周期性的影响，存量资产取代流量收入越发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推动力，是扩大内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合理制定减免范围的基础上，应该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