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签署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仅20天后，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31日公布了8年投资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除了集中修桥筑路、改善公用设施、普及高速宽频和科技研发资金外，还包括振兴本土制造业、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以至伤残人士、长者和儿童护理等。

美国就业计划只是拜登“重建美好未来”新政的上半部，而另一部分则是聚焦育儿，保健和教育等措施的“美国家庭计划”，预计将在本月末公布细节。两个方案合计将在10年投资3-4万亿美元。

在支持拜登方案的人看来，新政一旦越过重重阻力，顺利执行将成为帮助美国再次伟大的“白衣骑士”。但在共和党领袖眼里，就业计划是破坏美国实力的“特洛伊木马”。投资者则关心拜登新政解决资金来源的措施，能否获得国会通过，并在通往美好远景的路上，能否避免债务危机。

美国基建需要“白衣骑士”

作为初代“基建爱好者”，美国早在1910年就建成了铁路系统。二战后美国私家车开始普及，大规模兴建公路计划启动，逐步建成了覆盖本土的发达州际公路系统。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航空系统，包括近两万个机场，纳入国家航空系统的就有三千多个。

1930年代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投入曾达到占GDP4.2%的高位，后来受到二战影响，到1960年代再次加大投入。可惜这两个黄金期一过就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降至近些年的1.5%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大概占到GDP的1.4%，而联邦政府投入仅有0.1%。结果便是大量基建设备年久失修。如今，美国的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大多需要翻新与重建。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1年美国基建评分仅为C-，意味着存在很大风险(但已经好于2017年的评分D+)。老旧设施增加了延误和维护成本，交通拥堵、机场状况不佳等降低了经济效率，而且存在诸多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发展的瓶颈。

2007年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园边上横跨密西西比河的铁桥坍塌前半小时，本文第一作者就驾车驶过。事故造成13人死亡，145人受伤，成为美国自1983年以来最严重的非天灾或外力因素所造成的桥梁坍塌事件。

这座建于1967年的铁桥，早在1990年就被发现存在严重腐蚀，与其他7万多座桥梁被评定为“结构缺失”，需要定期检查和维修。2001年，该桥纵梁被发现严重扭曲，有坍塌风险。惨剧发生后，此桥因位处连接明尼苏达“双子城”商业中心的核心要道之上，重建得以迅速进行，2008年9月18日重新通车。

在过去50多年，与G7国家横向对比，美国在非国防基建上的花费严重不足。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年美国国债负担大，基建投资给到军事方面的多，而且联邦政府缺乏动力，因为基建的特性就是周期长、投入大、收效慢，这对于四年一次选举压力下的政府来说并不讨喜。

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致力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在基建方面的成就有长期规划和投入做支撑。中国基建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飞速，不仅在路桥建设等传统基建领域令人刮目相看，而且在5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进步飞快。而且中国已经将国内的经验扩展到“一带一路”计划，这些都让美国羡慕不已。

此次拜登的基建方案，总共将在未来八年将大约1%GDP的财政用于基建项目投资，其中包括交通大约6700亿，建筑、饮用水、电网和宽带网络的升级改造共6900亿等。

这些修缮、新建和发展基建的提议得到了美国国内广泛支持，甚至连很可能被加税影响的美国商会都出来称赞拜登将基建摆在首要位置的决定。

大型基建项目的启动，短期将刺激需求、提振经济和促进就业，长期将提升整体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基建投资往往具有乘数效应，理论计算占GDP1%的基建投入就有望在首年促进1.5%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四年促进3%的经济增长，提供至少百万个就业岗位。而且该效应在经济衰退期间会进一步放大。

目前，美国政策利率接近零水平，经济复苏需要强心剂，可以说构建起了美国大规模基建的最佳窗口期。当然还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基建方案和其他刺激方案叠加，容易进一步加大今年和明年的通胀压力。拜登政府认为通胀即使因此提升也不会是坏通胀，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能够控制、甚至乐于见到的通胀上升。

另一个是基建开支的资金来源和政府赤字问题。拜登此次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目前的21%提高到28%，将美国跨国企业全球最低税率从10.5%提升到21%，并逐个国家计算，这既能减少跨国企业在海外避税，还能鼓励美国企业回流。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正与20国集团成员国合作，努力制定全球最低税率，以结束各国“逐底竞争”。

企业税提升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增加超过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用以支付基建开支。月底可能公布的另一部分计划则主要由对富人加税来支付，或将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最高税率由37%提高至特朗普减税之前的39.6%。

当然，长期税收增加和短期大笔基建投入之间会有错配，可能推高财政赤字。虽然不少人因为联邦债务高企和政府赤字而唱衰美国，但实际上联邦政府利息负担占GDP的比重在目前低息环境下有所回落，已经低于2007年的水平，更远远低于1980-2000年美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