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4月7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及相关司局长们，就“十四五”期间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重要安排答记者问。
区别于“十三五”时期连续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十四五”期间从“降低”转为“稳定”宏观税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减税降费政策的退出，鼓励创新、稳定就业、产业升级等支持政策仍在继续。
优化税制结构方面，明确提到要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十四五”期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也需要财政积极作为。欧文汉表示，收入分配规范有序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
宏观税负由“降”转“稳”
欧文汉表示，“十四五”时期，为保障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的实现，需要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更好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格局、促进结构优化和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精准实施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于我国宏观税负的定调，经历了“稳定-降低-稳定”的转变。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稳定宏观税负”。
“十三五”期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降低企业负担成为政策主线。从2016年全面推进“营改增”开始，到后面的大规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五年间减税降费规模累计超过7.6万亿元，其中减税4.7万亿元，降费2.9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2020年，窄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占GDP比重，分别为17.47%、17.35%、17.01%、16.02%、15.2%，相较于2015年末的18.13%，五年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十四五”期间宏观税负要求“总体稳定”，跟持续减税降费带来部分地方财政困难、削弱了财政的可持续性有关。
“以税收占GDP这个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来看，我国现在的水平已经比较低了。过去五年的减税降费，‘十四五’进入到平台期，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如果继续大规模减税，体现出来的就是赤字。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是出于财政收支健康的考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许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至于美国拜登政府提议加税来筹集财政收入，以及协调其他国家来增加财政收入，是否能落地，还有待观察。
许文表示，拜登政府建议提高企业所得税，最终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有很大变数。增加税负的法案，要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比较困难。因为一个国家的税收竞争力，尤其是国际招商引资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企业所得税上。
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拜登政府呼吁全球建立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这作为建议是可以的，但真正做起来很难，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跟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关系。
房地产税最大的难点在哪?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在发布会上表示，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财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直接税比重(直接税除以全部税收收入)在逐年提高，从2011年的28.4%提高到2020年的34.9%。
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有了更高的追求，这些都需要税制相应调整。所得税、财产税这些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天然地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许文直言，过去我国直接税比重的提高，更多的是随着增值税下调税率、间接税比重的下降，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并不是直接税自身收入增长带来的。未来直接税比重的提高，像个税方面，的确存在增长空间。因为我国现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纳税人占比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个税也会慢慢增加。
财政部部长刘昆曾表示，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2018年我国开始了个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工资薪金、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类劳动性所得先行综合纳税，还引入了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改革进程中，有关综合所得超额累进税制的最高边际税率45%是否调整，专项附加扣除如何更加完善等，业内有不同的声音。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全国财政收入下降了3.9%，但个税收入仍逆势增长了11.4%，能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