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来看，在没有全球协调财政扩张的情况下，美国几乎不可能重返高通胀时期。与此相对应，美联储预测2021年PCE通胀率分别为0.9%和2%。]
近期，随着拜登1.9万亿美元刺激方案通过，美国通胀预期和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涨，国际社会开始担心美国通胀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通胀长期是货币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美联储就启动直升机撒钱式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去年3月国会通过2.2万亿美元的CARES法案，12月通过9000亿美元救助法案，目前总额已经高达5万亿美元。2020年末，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也达到创纪录的1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达到美国GDP的42%。那么，高通胀会卷土重来吗?笔者认为，通胀是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2021年美国通胀大幅度超越2%概率不大。
通胀推力
理论认为，通胀的推力包括如下主要因素。一是货币因素，也就是执行交易功能的过多货币追逐过少商品。二是收入因素，收入突然大幅度提高，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给美国民众发钱导致民众平滑疫情期间压抑的消费，消费倾向增加等。三是预期因素，著名卡甘模型揭示的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导致工资、成本不断提价。届时经济过热产出缺口弥合等因素，即使需求没有变化，但是上游大宗商品等价格持续上涨传导到消费品，会导致CPI上涨。
1.金融市场和公众对美国通胀的预期开始走强。
通胀预期在通胀形成中扮演重要作用。预期通过工资谈判和价格设定，导致货币工资提高和产品成本提高，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通常，基于居民调查的预期对工资设定影响较大。获取美国通胀预期的方法还有FOMC点阵图、TIPS隐含的盈亏平衡通胀率、密歇根大学的通胀预期指标、费城联储的职业经济学家通货膨胀预期、纽约联储的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等指标。今年以来，各种因素刺激下对通胀预期都在抬升。
一是美国市场从疫情的通缩转为通胀的时间拐点是乔治亚州1月6日补选出两位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由于白宫和参众两院都归属民主党，党争政治会有所好转，提高了市场对未来两年财政赤字的预期。市场随即打破盘桓两个多月的0.9%的水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月5日的0.955%迅速升到1月6日的1.04%。1月14日，拜登政府公布1.9万亿美元纾困计划，大大超出市场预计的1万亿美元规模。之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逐渐抬升，3月12日拜登签署法案后创出1.64%的疫后新高，3月18日更是触及1.75%。欧债收益率也随之全线上涨，3月12日，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8.7基点报0.819%;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2.7个基点报-0.069%;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2.8个基点报-0.307%;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2.3个基点报0.621%，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3.3个基点报0.326%，葡萄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1.7个基点报0.193%。
二是疫情防控进展产生了广泛的乐观情绪，疫苗接种进展及良好效果提振了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拜登百日计划提出三个目标：疫苗接种1亿人次、口罩令和学生开学。从拜登就任50天情况看，进展顺利，戴口罩人群明显增加，接种意愿迅速上升到69%。接种第一针超过6000万人，正在以每日接种200万人次的速度迅速接近7月4日全面解封的目标。3月15日，全球疫苗接种3.5亿人次，按照以色列接种两针人口超过65%后率先实现解封的效果，市场确信疫苗能有效控制疫情，疫苗获得非凡的成功，使得复产复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能够以超预期的速度恢复。这期间，疫情恢复的不平衡导致一些供应链出现中断和短缺，导致供给冲击型物价上涨，例如汽车芯片短缺预计造成汽车行业610亿美元损失，刺激车价上涨，但应当指出的是，这都属于短期结构性冲击。
三是财政刺激政策提高了需求恢复和通胀预期。历史上恶性通胀都是央行大量为政府融资，因此各国严格限制政府赤字率。美国总额高达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史无前例的，超过2008年。刺激法案中大量转移支付将阶段性推升美国居民收入，叠加疫情好转，推动美国居民消费增速回升，拉动美国企业补库存过程，显著拉升2021年美国经济。若再综合考虑未来民主党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提高中产阶级收入、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则美国通胀还有抬升动力。
2.美联储低利率政策和放水为通胀制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疫情以来，美联储迅速祭出零利率的终极大招，各国央行加大了流动性注入力度。美联储在重启每月12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规模基础上，创新多种借贷便利工具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欧、日、英、加、澳央行纷纷启动资产购买计划，通过买入大量政府和公司债券，向银行体系提供大量廉价资金。更有甚者，日本央行除了撤销每年新购国债不超过80万亿日元限额，将购入商业票据和公司债上限由5.4万亿日元升至20万亿日元之外，还将股票投资基金(ETF)年购入目标由6万亿日元升至12万亿日元。目前，零利率和负利率债券在全球的比例超过40%。疫情期间金融监管放松也为炒作大宗商品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宏观对冲基金纷纷借入廉价资金做多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2020年5月初疫情低点的351上升到3月19日的505，涨幅44%。
3.逆全球化将会抬升通胀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