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量和市场深度已经不再是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经常担忧美元回流和资本流出不可控的压力。
美元指数对人民币汇率是有显著影响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人民币汇率。
2020年6月初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震荡升值，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高度关注。
进入2021年，“不确定”仍是最大的确定性。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美国新政府推出的提振经济措施、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今年宏观政策的方向，均将影响市场对汇率走势的判断。
近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管涛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就人民币汇率涨跌逻辑、未来走势、美国通胀水平、今年宏观政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管涛担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等，长期从事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参加了1994年至2014年间一系列重大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他最新出版的《汇率的突围》一书分析了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指出前期人民币汇率走弱主要是消息面利空所致，下阶段基本面利多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因素正在逐渐积聚。
人民币破“7”提升了汇率市场化程度
《21世纪》：你此前著有《汇率的博弈》、《汇率的本质》等专著。新书《汇率的突围》为何使用“突围”一词?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汇率环境更加复杂和困难?
管涛：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多次跌到7比1附近。每次跌到“7”附近，大家都要争论守“7”还是破“7”，或者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7”一度成为人民币汇率必须死守的红线。直到2019年8月初，人民币汇率第四次跌到“7”附近，这个整数关口才应声而破。
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一般的人认为人民币汇率跌破“7”是人民币贬值，但“机制比水平更重要”才是人民币汇改的真谛。人民币汇率破“7”不只是破了一个整数关口，而是打开了汇率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形成市场化的程度和双向波动的弹性进一步增加。因此，即使人民币汇率破“7”，既不涉及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调整，也不涉及汇率浮动区间的变化，但我在书中仍将2019年8月的这次破“7”之举称之为“不叫改革的改革”。正是到这次破“7”之后，时隔四年，才算是基本达成了“8·11”汇改的预定目标——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这是我将本书取名《汇率的突围》的一个重要考虑。
《汇率的突围》还有一层寓意是“不破不立”。去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巨大冲击，人民币汇率围绕7比1上下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这才有了去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去年6月份以来转入持续升值，市场甚至开始激辩所谓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新周期。如果没有前期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作用下的充分调整，很可能现在也不会有这波升值。
我国自1994年初汇率并轨改革后，就确立了现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去二十多年汇改，就是要逐步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到今天，人民币汇率终于走到了可涨可跌，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类自由浮动”状态。“事非经过不知难”。“突围”一词也预示着，成绩来之不易。
《21世纪》：守“7”还是破“7”，是过去几年国内汇率政策争论的焦点。你的观点是什么?
管涛：首先，不论守“7”还是破“7”，各有利弊。关键是做好应对预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特别是对坏的情形要提前有所准备，有备无患。“8·11”汇改初期承压，显然是各方对于贬值预期、资本外流压力骤升在心理和措施上准备不足。2019年8月份破“7”有惊无险，一方面是因为市场货币错配已有较大改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外方强加的货币操纵指控早有应对预案。
其次，汇改没有所谓无风险的最佳时间窗口。2019年人民币破“7”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有可能加剧经贸摩擦，从贸易领域扩大至金融领域。但如果2019年没有破“7”，到去年人民币照样会因为疫情大流行、经济大封锁、金融大动荡、政治大博弈面临破“7”的压力。在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面前，我们遇到的不确定性会更多，选择破“7”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但如果不破“7”，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都会带来外部压力。
再次，汇改机制比水平更重要。人民币破不破“7”不是升贬值问题，而是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打开了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提升。人民币汇率涨跌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逻辑和市场逻辑
《21世纪》：你一直坚持汇率分析“逻辑比结论更重要”，那么汇率从2015年“8·11”汇率改革初期的持续单边下跌，走到今天双向波动的逻辑是什么?
管涛：由于个人的从业经历，我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通常把政策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结合起来，这有助于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平衡、中立。
从政策的逻辑看，我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