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的新动能有哪些?如何提高消费和投资在扩内需中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并作出解答。

“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21世纪》：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杨伟民：五年规划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编制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体包括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等;

“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编制的，所以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挑战，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两同步”;

“十三五”规划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发展理念的升华。在“十四五”纲要中，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有两个：一是时代背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我国发展全面打压、遏制;二是“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此前的四个五年规划，都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开的。目标不一样了，历史方位不一样了，所以，“十四五”规划的基本逻辑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1世纪》：“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在哪些领域?

杨伟民：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必须增强在充满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谋发展的本领。如，我国进口中最多的就是高技术和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受阻将对我国产业链带来影响。为应对这种风险，就要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同时，也要推动绿色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降低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

从国内来看，挑战和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少子化和老龄化和居民杠杆率上升过快等。如，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上升速度快，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只有40%多，居民收入与居民债务之比是比较高的，因而会导致消费率下降，影响消费增长，反过来又影响了供给侧的增长，乃至影响经济增长。

《21世纪》：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解决好重大攻关项目的“卡脖子”问题?

杨伟民：第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强国家队建设，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第二，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就是为了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

第三，激发人才活力。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按照中央关于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的精神，依据新的专利法，给予职务发明人以产权激励。从“谁出资谁拥有”，变为“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这样就可以明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形成更多科创企业。

改革是发展的新动能

《21世纪》：你此前在发言中提出，新发展格局“新”在供需、需求、分配、生产和贸易等多方面。在你看来，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主要在于?

杨伟民：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释放结构性红利和体制性红利。总书记去年在看望经济界政协委员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总书记说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就是我们的潜力所在，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会转化为发展动力。

举例来看，在供给侧我们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如高技术产业中需要大量进口芯片。在需求侧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要解决生产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这样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但这一过程中又涉及到改革。因而，改革可以激发结构性和体制性红利，是发展的新动能。

《21世纪》：如何解决好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杨伟民：国内大循环中有很多堵点，如创新、农民工、房地产、物流、杠杆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一些消费品供给短缺等。

比如，房地产问题。部分城市的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地方政府都希望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