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分布结构和波动的内在机理。看不到这一点，无论是左侧交易还是右侧交易，无论是长期配置还是宏观对冲，都可能产生无法按过去传统框架理解和计量的异像和极端值。

其中之一是，在数字交易系统的支撑下，在数字社交平台的组织下，在数字媒体技术的叙事感召下，原来为一团散沙、相互博傻、被称为韭菜的散户，正在汇流成海、聚沙成塔，成为一种与华尔街金融精英相抗衡的力量。

香橼研究：“在发表专栏20年后，我们将停止做空研究，将不再发表‘做空报告’。我们将重点为个人投资者提供多头交易机会。”

从GME、AMC的凶狠逼空，到白银的疯狂做多，都看到这种史诗级的声势浩大的力量，所到之处“寸土不生”，以至于让当前的金融机构和系统无法承载这种力量的瞬时冲击，纷纷做出交易限制和延缓结算的行为，以补足过去日常情况下的准备/保证金和底层头寸。可以说，美国的“散户革命”已经大幅动摇了华尔街原来的游戏规则。经纪人、基金经理和交易平台等各个“金融建制派”还不适应散户的这种玩法。

生产力颠覆生产关系，技术重塑市场结构，这个基本原理并不难理解。如果数字世界可以大幅降低信息搜寻、集成、传播及反馈的成本，可以大幅降低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和提高单个交易的便利性，可以快速形成叙事能量和散播渠道，那么就不能只把市场的主导力量聚焦在大型基金和机构身上，而忽视小额的、分散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散户。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过渡到金融资本，除了资本内在的虚拟化、金融化趋势外，数字信息科技革命提供的技术支撑也是核心的主导和催化力量。如果没有信息传输、储存、处理、加密等技术支撑，每天承载几十万亿美元数量的交易、结算和支付系统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根本无法形成，也就不可能有金融资本的交易和流动。可以说，数字技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

进一步的说，数字技术加速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演化，加速了资本的虚拟化、符号化。资本家对资本的控制不再是传统的股权登记账簿，而是华尔街屏幕上不断闪烁的数字，是大批服务器里储存的天量的数据和密码。这些数字，构成了世界财富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社会关系。财富本身就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家阶层对财富的占有相对其他阶层来说就是一种排斥权(财富所有权首先是一种排他权)。

我们每天用手机或银行卡上的虚拟数字来换取实打实的商品和服务，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河来看就像是一种无中生有的“魔术”。然而这数字的背后，却是神秘又浩瀚的金融力量，否则不可能将真实财富如此长久的、完全的臣服于一个个数字和密码。金融赋予了数字神奇般的权力和力量，它让我们所有的生存都寄托在一个个虚拟的数字之上，离开了这些数字人们寸步难行。所谓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技术也推动了明斯基所说的基金经理资本主义时代的诞生。正是因为数字技术提供的这些便利和效率，让基金经理可以操盘数以万亿计的大型基金，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企业年金、401k计划等等。美国股市的三分之二掌握在这些基金经理手中，也就意味着美国大部分企业的股权掌握在这些基金经理手中。基金经理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资本主义财富的掌控者并不是所有者，而是负责日常操盘的代理人——基金经理。

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资本主义对现代经济的贡献，尤其是金融资本对数字产业革命的贡献。如果没有金融资本高度的流动性，可以在全球交易和配置的便利性，能形成共识的市场公允价格，也就难有现代经济的普遍繁荣。也正是一个个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为普通人(尤其是中产阶层)创造了如此高的“财产性收入”。美国2019年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大牛市，加上富人财富的增值)。也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出色的基金经理，尤其是一批出色的风险投资经理，才有了引领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硅谷。可以说，金融资本推动了数字产业革命，数字产业革命又为金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泛滥提供技术支撑。

然而，事物总是有阴阳两面，金融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异化。拿美国来说，“华尔街之狼”们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收取着高额的管理费用，却在周期性的不断制造全球金融危机。巨大的利润和奖金诱惑，个人理性合成的集体非理性，超级短期主义等等，都在一次次的掀起金融海啸让全世界买单。金融业的这些行为在一本纪实文学《胡作非为》的书中有着详细的阐述。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

数字世界加速了这一极端化进程。一个K型分化的时代已经打开，贫富分化在数字技术叠加金融资本的双重发酵下加速恶化，而大疫情又进一步的推动了这个进程。信息大爆炸、债务大膨胀与货币大放水，正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三个主导力量。数字时代下，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身在其中往往感受不到这种深远的结构性变化，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肥尾风险，超出投资者认知的极端波动，屡次被打脸的华尔街精英分析师的预测，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