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是本次达沃斯论坛的重要内置议程。

管理这个世界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们已经习惯了每年初飞往白雪皑皑的瑞士滑雪小镇集体探讨世界问题并寻求改善的方法，尽管外界并不清楚有多少真正重要的改变由此引发。但是过去一年，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已失去200万人生命的公共健康危机和全球GDP缩水超过5%的经济困境，也让今年的这场精英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迫切。

疫情之后，如何以更公平的方式重建全球经济，打造一个所谓的“更具包容性、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vonderLeyen)在1月26日达沃斯线上论坛发表讲话时，强调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Schwab)提出的“大重构”倡议非常重要，并给出了欧盟正在推进的解决方案。

她称，新冠疫情证明，世界迫切需要一份像《巴黎协定》一样的针对保护自然多样性的全球协议。她谈到欧盟7500亿欧元刺激计划中的37%用于绿色协议，尽管如此，公共资金依然不够所需，她呼吁更多企业加入行动，而欧盟将起到带头作用，推动环境友好型项目，并加强相关尽职调查，确保欧盟市场不会成为地球另一端森林砍伐的动力。

她呼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以应对今后危机和重大社会挑战。她披露欧盟将推动公私合作重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提供有预见性的预算投资，为社会重大挑战未雨绸缪;发挥单一市场优势，鼓励将投资导入绿色经济、继续推广碳交易、投资于大规模楼宇改造以降低能耗、创造氢能源谷等。

冯德莱恩还提到，接下来十年是欧盟的数字十年，她强调在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同时，也必须直面数字世界阴暗的一面，要对互联网巨头进行限制，保护真实的线下世界。

施瓦布赞许欧洲在“大重构”的努力当中起到的领导作用。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希望全球各地的决策者们不仅思考当前如何复苏，还要反思如何抓紧利用这段时间转变经济制度和政策，将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作为经济运作方式的核心。

参会的安永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狄思博(CarmineDiSibio)指出了一条鼓舞人心但有待验证的前进方向。他说，2020年世界所经历的困难让他看到，激进的甚至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可以解决问题、创造社会价值并刺激创新，COVID-19疫苗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呼吁将这种伙伴关系精神带入其它关键问题——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教育和社会正义，寻求创造性的思路和新方法来解决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恢复增长与转型途径

就在达沃斯论坛线上开幕同一天，总部位于伦敦的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发布了一份题为《不平等病毒》的报告，指出地球上1000名最富有的人在9个月内就弥补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失，但那些最贫穷的人可能需要超过十年才能从这场疫情的经济影响中恢复。

乐施会调查显示，全球十大富豪的财富总和自疫情以来增加了5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90多年来最严重的工作危机正导致成千上万普通家庭陷入失业和贫困。

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在论坛上发言称，贫富差距加剧、各国债务飙升以及紧张的地缘局势造成了眼下这个非常分裂、脆弱的世界，需要更强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来弥合。

G20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财政、经济和计划部长贾丹(MohammedAl-Jadaan)在论坛中呼吁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做更多的事来帮助穷国。

“我希望看到债务减少，债务得到豁免。”他直言不讳地说。他警告若富裕国家不能积极免除债务，那么下回“无法赚钱”的可能性就很大。

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leMaire)也表示，希望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减少国家之间不平等，并减少国际税收制度中的不平等。

他表示，欧元区各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对抗疫情，以财政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还要考虑长远发展，确保对新科技的投资，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尽快将欧元区建成一个强大的银行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她建议把2021年这个复苏之年分成两个阶段看待：第一阶段是疫苗已投产并开始推广，但因为变异病毒出现，不确定性依然很高，封锁措施依然需要加强。在复苏的第一阶段，财政政策的持续跟进至关重要，依然要积极对实体经济作出支持。货币政策方面，需要继续支持各个经济板块，确保融资形势有利于经济复苏。到第二阶段经济重新开放，旧的经济模式将被新的经济模式取代。

对于如何恢复经济增长，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TharmanShanmugaratnam)认为，不应过度关注经济恢复的预测，更重要的是关注有哪些可能和机会。人们需要认清现实——即便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也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恢复之路，距离这场危机结束还相当遥远，如果不能在国际层面实现群体免疫，就没有人是安全的。

在尚达曼看来，2021年将是过渡的一年，世界不会重新回到过去的常态，混合型经济对人们的工作、机会、薪酬和生活质量都会带来影响，要让劳动力适应未来需求，这样才能顺利进入新的包容性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