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通货膨胀可能将成为最主要的宏观事件。所有的交易策略需要在通胀与其它变量构成的象限内展开。

做出这个判断具有一定的风险，毕竟理论上的货币数量论和现实中的通胀已经“消失”了十几年。但是我们判断这次大通胀周期的逻辑并不是货币数量意义的，而是结构性、体制性作用占主导。

除了疫情和去全球化引发的供给成本中枢抬升外，另外更重要的力量是，全球政治开启了左翼浪潮的转向——“杀富济贫”的宏观后果是通胀倾向而非资产泡沫倾向。

如果特朗普的右倾自由主义引发了全球史无前例的金融泡沫，那么拜登左转的“平均主义”政策会导致什么后果?如果“富人收入增加买资产，穷人收入增加改善生活”的基本逻辑成立，那么未来十年可能要在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之间重新做出选择。

而中国最近几年的扶贫政策和金融反腐，也在悄悄的改变通胀和泡沫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很大一部分体现的是公共服务和商品的通胀(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引发的价格上涨被资本化到了房价上)。这是“中国特色”通胀与泡沫关系的复杂之处。

一、右翼政治的泡沫倾向与左翼政治的通胀倾向

特朗普的右翼大回潮引发左翼反弹，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资产泡沫可能会向通货膨胀逐渐转换。我们也将逐渐迎来一段资产泡沫被左翼政策清算的时间——如果泡沫是带来贫富分化的，左翼政策怎么可能会容忍?

从政策取向来看，右翼政治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减税、降息和货币宽松、放松监管、鼓励资本形成的各种政策等，都是有利于资产泡沫而非通胀的。

因为第一，右翼政治崇尚的是市场经济效率，效率的提升扩大了产能，一般会造成产能过剩继而通缩而非通胀(所谓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购买力不足)。第二，右翼政治会加大贫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富人收入增加的更多，他们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增加的收入更多的是购买资产而非通胀篮子里的商品。所以，在右翼政治框架内，往往是“金融泡沫+实体通缩”相并存。

而左翼政治恰恰相反，对公平问题的关注(扶贫)、崇尚资本管制和大政府、过度国有化和规制造成的效率低下继而供给短缺(比如倍受诟病的油价、房价等)、加税、再分配、加强金融监管、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收入补助)等，是不利于资本和资产泡沫，却会容易引发通胀。

因为左翼政治对市场经济生产效率的抑制，对企业家集团的约束，对低收入阶层收入的人为提高(比如扶贫补贴和拆迁直接给低收入阶层直升机撒钱)，往往会带来供给不足和需求的下移(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后一般会改善生活购买日用品)，这一切都是容易引发通胀而非资产泡沫。注意，中国房价泡沫的刚需部分，应该计入通胀的。

共和党与民主党不同执政期间的资产泡沫表现

在特朗普引发的右翼大回潮，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债务、货币和泡沫之后，民主党拜登的上台可能会进行较大程度的左翼超调：对富人加税、引入低收入阶层的移民、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货币补贴、加强政府管制等等，这些都是通胀倾向的。

美国的债务比率已经达到二战时期

二、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体制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其实就是一次政策的向右转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大大调动了生产和供应的热情，以极短的时间解决了计划经济下的短缺问题，并且同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慢慢的走向了过剩。因此在经历了几次短暂的脉冲通胀之后，很多时间价格平稳，甚至通缩，处处充满了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利润稀薄。

然而次贷危机之后，尤其是最近五年，政策有了较大的变化。更加强调政府管控，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市场经济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供给侧改革提升行业集中度，从而引发了上游产业的价格上涨。

地方政府主导了大量的低效率的投资，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不足，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而这些都会集中反应在一个商品上——房地产。

因此房地产价格的连年上涨，让工薪阶层望尘莫及，本质上体现的是城市公共品的短缺和严重“通货膨胀”。学区房就是一个例子。

而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的扶贫政策，大批的拆迁补助等资产型再分配，以地方大投资为主的反危机手段(可以大量招聘低收入人员，增加他们收入)，都是具有左向意味的政策。很显然，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提高，是有利于提高通胀篮子商品需求的。因此十九大之后的政策，也是有利于导致长期通胀的。

因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通胀是相对显著的，并且也将是一个长期的体制性问题。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中国，通胀产生的机制更加复杂，结构性、体制性的力量，往往大于周期性、数量性的力量。一个稍微具象的规律是，凡是市场化比较彻底的领域，一般容易发生产能过剩或通缩，比如家电、汽车、移动通讯等。但凡是政府管制力量较强的领域，则存在较大的通胀压力——主要原因并非需求拉动而是供给不足。比如房地产。

三、代际之战：当前的资产泡沫会造成未来巨大的通胀压力

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过去十年，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