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末至2021年初，浙江、上海和深圳等省市陆续发布城市数字化建设相关措施。地方政府纷纷发力数字化城市建设，标志着什么？此举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哪些助力？未来又应如何让城市更智慧更聪明？针对这些话题，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盛雪锋。在他看来，全球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发展导向等因素推动我国步入新一轮数字化发展新阶段，“数字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一种业态，而是塑造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生活数字化和经济数字化等都与产业相关，未来，提供数字化能力的相关产业将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盛雪锋说。

数字化成为未来重要发展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上海、深圳等地纷纷发布城市数字化或智慧城市相关意见，有什么标志意义？

盛雪锋：就城市化数字化建设发布相关意见或措施，除上海和深圳外，浙江、北京等省市也发布或提出了相关措施。

目前各省市如此重视城市的数字化建设，主要有几大因素：一是特殊时间阶段，“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开局，过渡时期都在谋划新设想，“十四五”期间的发展诉求、未来五年的发力点等。

二是与国家发展导向有有关，2020年下半年，各部委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尤其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要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

三从行业来看，近年来，中国一些数字化领域的企业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包括数字化基础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公司等。美国之所以限制中国企业发展，是因为数字化被公认为未来重要发展领域，决定着国家未来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企业已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或竞争潜力。

竞争潜力、国家发展导向以及全球行业发展等都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数字化发展阶段。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各地推进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基础如何？

盛雪锋：经过几年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各地都拥有城市数字化建设的良好基础。比如，杭州在数字经济方面建树颇多，特别是消费类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产业数字化水平也较高。目前，浙江正在推进数字经济2.0工作，去年12月底，该省发布《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将数字经济上升到立法层级，力度还是较大的。

深圳前两年在新型城市建设领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深圳是数字化大企业集聚地，拥有腾讯、华为和大疆等，数字化产业发达，因此深圳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具有雄厚的基础。

数字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一线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或智慧城市建设，对地方经济而言，会带来哪些红利？对产业转型会起到什么作用？

盛雪锋：从产业经济角度看，数字化与10年前甚至5年前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含义呈现螺旋式上升，目前所说的“数字化”主要包含三重含义：

一是整体性转变，不再是某个环节或某个场景的数字化，而是推动行业整体化发展，未来可能是多场景或全场景的数字化。

以就医挂号为例，目前可能只是挂号数字化，使用挂号机；影像报告数字化，人工智能代替医生读取影像报告，未来则是整个诊疗过程和场景的数字化。再比如新零售企业代表盒马，它将消费互联网的数字化与前端产业互联网融会贯通，不再是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或者场景的数字化，而是产业链的数字化，这均属于整体性转变。

二是全方位赋能，既可以是利用数字化对各个领域各个板块的运作模式进行重构，也可以是各种技术融合运用，共同对一个场景进行全方位赋能。

三是革命性重塑，从运行模式和办事流程角度看，革命性重塑意味着未来有很大的变化。比如，目前看病需要先挂号，付费后才能看诊，未来有望做到先看病再付费，从而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看似简单的付费先后问题，背后则是流程的革命性再造，看病流程、医院结算以及医保结算模式等均不同了。

制造业也面临革命性重塑，智能制造与柔性制造的核心都是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迭代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供给能力，上午生产手机下午就可以生产另一种产品，上午生产一款手机下午就可以生产另一款手机。以前生产相对固定，在数字化时代，未来可快速切换生产模式，适应小批量生产需求的变化。

数字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一种业态，而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不再仅仅从微观层面提升效率，而是与一座城市的未来竞争力紧密相关。

数字化支撑上海未来的发展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就上海而言，您认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上海竞争力提升方面，会有哪些助力？

盛雪锋：从产业经济来看，“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是上海目前的竞争力，面向未来，估计仍是围绕“五个中心”打造核心竞争力，但核心内涵将发生变化，只有融入更多数字化内涵，才能支撑上海未来5到10年的发展模式。

以金融业为例，上海如果还大力发展传统金融模式，未来或难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