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总是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如果天公不作美，轻则农作物减产，重则颗粒无收。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乃至于狩猎者，都免不了要看大自然的脸色。始于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生存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少，人类开始告别自然的施舍。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的《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就是要探求人类告别施舍之后的世界变迁之原委。格里高利·克拉克，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史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方向为“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国家财富，主要研究对象为英国与印度。
格里高利在书中简单地将人类经济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元1800年以前，一部分是公元1800年以后。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类经济只不过是“自然”经济，决定生活状况的因素与其他动物如出一辙。它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那个时代，技术进步徒使人口增加，并使生活水准下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工业革命使得人们开始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但随后世界就又陷入大分流时代。因为工业革命一方面缩小了社会内的收入不均，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各社会间的收入差距。全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率先在工业革命时代逃脱陷阱的是英国?随后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
发生工业革命的为什么是1760年人口只有600万的英国，而不是有着3100万人和复杂市场经济的日本，或是拥有2.7亿人口的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认为，在180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在土地、劳动力及资本市场方面与英国几无差异。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地区在多数方面都与1800年代的西北欧相似。
格里高利给出的解释是，英国的优势不是煤矿、殖民地、宗教改革或是启蒙运动，而是制度稳定和人口的机缘。特别是英国的制度最晚从1200年开始即出奇的稳定，人口在1300年至1760年期间虽然增长缓慢，而富人的繁殖力惊人。基于这些原因，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早嵌入英国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中国和日本在1600年至1800年的走向与英国一致：迈向一个体现勤勉、耐心、诚实、理性、求知欲及学习等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两国也都享有长期制度稳定及私有财产权。但它们走得比英国慢。格里高利表示，中国和日本无法像英国那般一日千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上层社会的生育率仅比大部分人口高一点点。因此两国没有大量受教育阶层的子女向下流动。书中举例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士，凭他在官僚制度中的位阶就能获得充足的世袭收入。尽管坐拥财富，但他们的生子率仅稍稍超过1(一个父亲生一个儿子)。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主要是因为文化与人口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概括的比较恰当：“工业革命的起因是什么?对这次彻底改变了10万年来人类生活方式的事件，格里高利·克拉克有一个精彩而迷人的解释。”
世界为何出现大分流?
贫富差距始于工业革命，这差不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此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公元元年到公元1400年，全世界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有0.05%。工业革命以后，各国发展差距在逐渐拉大。
格里高利指出，探究过气候、种族、营养、教育和文化等因素的评论家们，皆坚持重复一个论点：贫穷国家缺乏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然而，我们可从两方面证明这个论点显然站不住脚。一是它并未剖析分流的细节，即贫穷国家为何始终贫穷的详尽理由;二是为什么制度与政治改革这两帖药一再失灵，始终无法治愈这些病患。不过，一如前科学时代的医生会用放血来治疗他们不了解的疾病一样，不少现代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如果这帖药治不好病，问题一定是出在剂量不够。
对此，格里高利给出的结论是，效率差异是造成现代经济中国家收入差异的根本因素。自工业革命后，穷国最显著的特色便是生产效率低落。但这个问题并非出在新技术无法流入这些国家，而是穷国无法有效运用这些新的技术。造成各国人均收入出现落差的原因，约有四分之一来自人均实际资本，四分之三来自运用整体投入的效率。在一个资本可轻易在各经济体间流动的世界，资本本身也会与国家效率水准相呼应。效率不彰的国家终会落得资本存量萎缩的下场，效率高的国家则会创造出大量资本。因此效率差异几乎可以用来解释各国收入水准的一切差异。
取得最新技术的难易、规模经济的大小，以及能否适当利用引进的技术，都可能是造成效率差异的因素。效率差异主要是无法有效利用技术所致，其根本在于无法将劳动力有效地运用在生产上，所以就算用最先进的技术，贫穷国家每名工人的产出仍低得可怜。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固然可以转移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各地也能取得物美价廉的生产物资，但支持人们进行生产合作的社会环境却没有那么容易复制。
财富提升人们幸福程度了吗?
英国学者托尼·朱特曾在《沉疴遍地》一书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30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