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回顾与展望
“疫情”、“衰退”与“冲突”，构成了2020年全球经济形势的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仍将在2021年继续发酵。
首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迄今为止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不但新兴市场国家沦为新的重灾区，疫情在美欧发达国家也呈现出二次反弹态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止2020年12月9日，全球范围内已经有6778万人确诊患病，有155万人因新冠肺炎而死亡。
美国、印度与巴西是全球疫情确诊人数最高的三个国家，确诊人数分别达到1520、980与673万人。从疫情演进的最新趋势来看，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取代发达国家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其中印度与拉美的疫情演进最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进入秋季以来，疫情在美国与欧洲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二次反弹。
在真正有效且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推广的疫苗问世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演进依然有扩大化与长期化的态势。即使疫情在2021年问世，但考虑到发达国家疫苗使用一定会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2021年的疫情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其次，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1年能否实现V型反弹还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4.4%，这是全球经济自二战爆发后的最低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5.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3.3%。全球主要大国中，仅有中国经济能够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在2021年增速有望达到5.2%，也即实现V型反弹。但考虑到迄今为止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中美经贸摩擦演进具有不确定性、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此消彼长等因素，2021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V型反弹，还面临着较强的不确定性。
例如，有观点认为，未来的经济复苏路径可能是U型(即经济增速停留在底部的时间较长)、耐克型(即经济复苏的轨迹脆弱且漫长)甚至K型(也即高收入群体收入显著复苏、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长期受损)。笔者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很可能不及5%，可能在4%上下。
再次，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冲突依然面临复杂多变之形势，甚至可能继续加剧。例如，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进行遏制甚至规锁的总体战略并不会发生改变，中美经贸摩擦很可能长期化与持续化，而且拜登政府将会回归到通过多边主义策略向中国施压的路径上，这会让中国政府更难进行应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期(例如2021年上半年)之后，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再度发生新的变数。
又如，近期中东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发生了军事冲突，这看似是两个小国之间的冲突，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土耳其与俄罗斯)。在上述不确定性因素之下，刻画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指数今年以来达到了历史高位，并持续在高位盘整。不确定性高企，这是为何今年黄金价格能够创出历史新高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何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持续创出历史新低的重要原因。
展望2021年，围绕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的确下降了，但围绕疫情演进、中美关系、中东地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博弈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依然高企，甚至存在激化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回顾与展望
尽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但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及时且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中国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率先实现了经济反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止2020年12月9日，中国累计确诊人数仅为9万人，甚至比不上美国与印度高峰时期的一日增量。
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与4.9%，GDP增速呈现逐季反弹态势。预计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在6-7%之间，2020年全年中国GDP增速能够达到2-2.5%左右。在全球经济将会萎缩4.4%的前提下，2-2.5%的增长可谓来之不易。
不过，从三驾马车的视角来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复苏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特征。截止第三季度，本轮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仍是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与出口，相比之下，消费与制造业投资依然复苏乏力。例如，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最终消费对季度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4、-2.3与1.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季度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5、5.0与2.6个百分点，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季度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0、0.5与0.6个百分点。
在2020年1至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遭遇新冠疫情重创，其累计同比增速下降至-24.5%。同期内，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支柱——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下降至-31.5%、-18.1%与-30.3%。截止2020年9月，上述三大投资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恢复至-6.5%、3.8%与0.2%。不难看出，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复苏
显著滞后于房地产投资与基建投资。导致房地产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是较强的市场韧性与大型开发商融资的改善。导致基建投资复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疫情后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显著上升。而制造业投资复苏疲弱的主要原因，则是迄今为止无论国内需求还是外部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