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60年我国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周小川、殷勇详解碳中和、碳市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约28%。中国计划在未来40年采取有力政策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最大值，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在11月25日举办的“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碳中和以及绿色金融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2060年实现碳中和任务艰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要如期实现碳中和，任务很艰巨，面临很多挑战，需要做好规划，建好机制，培养好人才。

“这个问题在中国十多年前就有过争论，争论的是主要依靠行政性任务分解还是主要依靠价格激励。”周小川说，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表面上看还有40年，但任务十分艰巨。

另外，实现这项任务需要大量的投资，而投资是需要周期才能看到结果。同时对中国来说，现在的碳排放在全球的比重接近30%，单位能耗和单位碳排放很高，基数也很高。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乐观的方面，也就是技术在不断创新，有些技术逐渐成熟化，不过要把这些技术投入应用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周小川说。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图片来源：财经

周小川认为，过去计划经济的教训是靠制造计划的“大板子”，然后分解任务来推行，但是单靠任务，不去或者少去考虑经济实体的积极性，包括人和机构的积极性，主要不靠激励机制，很多分解的任务最后看起来都是完不成的或者是不现实的。

“此外，从任务分解和接受检查来看，二氧化碳排放与其他许多经济任务相比，它的难点是度量和检查上的困难更大。因此，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已经写明了要更大力度地发展和利用碳市场。”周小川表示。

碳税与碳市场的选择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激励机制，国际上有不同的主张，主要在于究竟采用碳税还是更多依靠碳排放市场。

周小川认为，碳税虽然简单，但涉及到财政，财政能否将其进行最优配置，把资金用于碳减排、发展新能源、创新碳吸收等环节，是很不容易的。

从国家层面来看，执行决策往往会遇到官僚主义，另外预算上也需要层层审批，对支持创新性的探索要得到非常及时有效的财力支持，往往不是那么容易。

此外，“在当前许多国家的财政面临着高债务、高赤字，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之后，赤字和债务已经高企。在这种情况下，碳税所提供的资金是否能够全部用于碳减排、碳吸收等环节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周小川表示，必须明确把碳税定义为目的税，也就是其收入必须用于特定的目的的支出，即明确规定这个收入只能用于碳减排。

周小川认为，与碳税相比，碳市场交易对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即便采用碳税，碳税的税率也应该参照碳市场所形成的价格。从金融的角度来讲，碳市场本身是一个金融市场，需要资金的风险管理、期限管理，会发展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

“利用碳市场紧接着就会出现相应的投资金融产品。”周小川解释，首先是一些跨期的金融交易会跟随进来，其中主要的跨期产品就是要用未来的碳配额收入以及未来碳配额的期货价格，通过金融市场转变成当前的投资，利用未来的碳减排或碳沉降所能够达到的收入来支持当前当期的投资。

目前在投资见到最终效果前，会有很多风险，需要利用衍生品市场管理全过程的风险，这种跨期的投资周期相当长，存在各种不确定性，要把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就需要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技能，而风险管理也主要依靠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比较容易和碳市场衔接。周小川表示，“应该说只有利用金融市场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对碳市场和碳税进行比较，对涉及到政策选择和公共管理的问题。当然这两种方法也可以进行相结合，我认为可能的结合点就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比较确定的风险比较小的投资科目，比如某些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科目依靠碳税所支持的政府投资来完成，碳税的税率也参照碳市场的价格，这样不会在碳减排方面给市场早正不一致的信号和不一致的价格。”周小川认为。

周小川还表示，除了保基本的项目之外，其他大量的在碳排放和减排之间的平衡最好还是依靠碳市场来解决，碳市场比起金融功能，对比较多的跨期业务、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是有着明显的好处。

碳市场将成为与股票、债券、外汇等一样的重要市场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也在《财经》年会上围绕“发展绿色金融”进行了分享。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图片来源：财经

“金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要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我们的资源要从高污染、高耗能、高碳行业配置到绿色、低碳、无碳的行业。”殷勇称，在转换过程当中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从成本上看，采用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二是从外部性上看，高排放、高污染的负外部性没有充分地反映到成本中，而清洁能源的正外部性没有反应到相关的收益中。

“虽然随着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