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红色的沙棘果紧抱枝头，柳树上坠满黄叶，油绿的松树成行成片……深秋，广袤的毛乌素沙地上叠翠流金。
登高远眺，耳畔松涛阵阵。“过去一刮风就起沙，有一年出现过82场沙尘天气。看看现在，有风无沙!”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韩玉飞感慨地说。
毛乌素沙地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等7个旗区境内，是我国4大沙地之一。60多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不畏艰难接力播绿，如今，沙地治理率接近70%，生态呈整体改善态势，走上了生态与发展良性互动的生态文明之路。
把生态作为“最大的基本建设”，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
乌审旗全境位于毛乌素沙地之内，历史调查数据显示，全旗1.1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1950年只有464亩人工林和1938棵零星分布的乔木。
“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燃灯台。行人出门不见路，一半草场沙里埋”，乌审旗人民饱尝风沙之苦，然而，沙海茫茫，没路没水没树苗，连打沙障的蒿草都匮乏……面对一个个难题，全旗干部群众为了生存毅然选择抗争。
二十世纪50年代中后期，乌审旗先后建起一批苗圃和7处国营林场、治沙站，拉开了治沙大幕。
“都在白花花的大沙里。”乌审旗纳林河林工站原站长、耄耋老人钱占发回忆说，最远的造林点要在沙里走10多公里，树苗和工具全靠人背肩扛。
“树苗也浇不上水，活不活全看老天爷脸色。有时候，一场大风就能把树苗连根拔起。”钱占发说，1963年春，100多名职工栽树8000多亩，成活的不到1%。
一遍栽不活就再栽一遍，松树种不活，就改种杨树、柳树等乡土树种;天不亮就上工，天黑才收工，饿了就啃几口窝头，喝碗“和菜汤”……条件艰苦，屡受挫折，第一代毛乌素治沙人却斗志昂扬。
“白天分组比赛，晚上总结评比，到1980年已经造林5万多亩。”钱占发言语间充满了成就感。
“那些樟子松、油松是2009年以后种的，现在都四五米高了。这几年还试着种了2000多亩沙棘、枣树和山杏，有些已进入结果期。”在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乌兰陶勒盖治沙站，即将离任的站长苏雅拉巴雅尔望着朝夕相处的草木，有些依依不舍。
2002年，34岁的苏雅拉巴雅尔被任命为乌兰陶勒盖治沙站的第11任站长，在这个满目黄沙的地方，他一干就是18年。
乌兰陶勒盖治沙站建于1975年，过去这一带是茫茫沙海，流动沙丘一座连着一座。45年过去了，8万多亩荒沙已成绿洲。
毛乌素沙地盘踞着鄂托克前旗近60%的土地，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相继设立3个治沙站和林场治沙。1980年后，这个旗进一步明确“植被建设是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一以贯之。
从二十世纪50年代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60年代号召“种树种草”、70年代实施“农林水综合治理”，到80年代实行“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90年代确定“植被建设是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从2000年起鄂尔多斯市全面实施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保护荒漠化治理等生态建设成果，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生态文明，沙区各级党委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接力扩展着毛乌素沙地上的绿色。
改革激发澎湃动力，农牧民广泛参与创造绿色奇迹
60多年前，乌审旗乌审召镇布日都嘎查的80多万亩牧场中有2/3被流沙侵占。
“到处白花花，沙丘把牧场隔得支离破碎。春天‘黄风’一场接一场，刮得天昏地暗，早上都推不开蒙古包的门。羊也苦重，有的毛里能裹几斤沙子。”72岁的牧民斯尔吉宁布回忆说。
“沙再大也是死的，治一丘少一丘。”1958年，布日都嘎查的副嘎查长、20岁的宝日勒岱动员牧民栽沙蒿插沙柳，保护牧场。
几年后，宝日勒岱和乡亲们营造起4万多亩防风固沙林，把7万多亩荒沙改造成牧场。1965年，他们探索出的“穿靴戴帽”、围封草场等治沙经验被推广，“牧区大寨乌审召”成为全国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
然而，受当年历史条件所限，村集体组织治沙的成效有限。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土地承包和草场、畜群承包到户，调动起农牧民的生产热情，也激发出治沙保护耕地牧场的主人翁意识。特别是，随着“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出台，农牧民迸发出包地治沙的澎湃动力。
“林业干部下乡时，被农牧民拽着到处看，让给指导。”曾任乌审旗林业局局长的吴兆军说。
“前几天，又跑来一只狐狸。”近些年，时常有“不速之客”闯进全国劳动模范、治沙标兵殷玉珍的家。
1985年，殷玉珍嫁到毛乌素沙地南部的井背塘，当年，这里到处是难治理的蜂窝状沙丘。新房是一处木棍杂草搭顶棚、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窨子”，方圆10多里内，只有他们一户。
“这可咋过么?”结婚之初，殷玉珍记不清哭了多少回。1986年春天，她回娘家时看见洼地里长出几棵绿草，顿时有了主张。
“我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风沙给欺负死”。从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只瘸腿羊换回600多棵树苗起，夫妻俩与黄沙斗上了。每天三四点就起，插沙柳，栽杨树;为了买树苗，白万祥外出打零工时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