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居财经讯，11月19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发表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系列演讲的第五篇。

以下为演讲全文：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周年之际，非常高兴我又来到这里。

我对亚布力很有感情，今年是论坛20周年，但我跟亚布力结缘有22年了，1998年我开始学习滑雪就在亚布力。

我记得非常清楚，两年之后亚布力开始举办论坛，每年我都愿意参加，动力之一就是有雪可滑。

还记得我2000年第一次参加论坛的时候，正赶上万科经历自己的历史性时刻——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

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

简单说，你王石早就是第二大股东了，国有大股东现在同意转让股份，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为什么?追求清晰的产权，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就是你王石的理念吗?

这是争议点。

记得当时在这里参与讨论的，有我非常敬重的几个经济学大家。

我跟他们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

什么是个人欲望?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

什么是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就是国情，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

比如盐和铁，必须由国家掌握。

那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我的判断：是，所以，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同时又拥有企业，我自己觉得把握不了。

所以我的决定是，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我认为，只有走这条路，万科才能做大做强。

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

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

很多人知道，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一次是“君万之争”，一次是“宝万之争”，都是“争”，我王石在争什么?

争的是，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

很多人说，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

这么说有道理，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

比如大股东是国企，一旦发生人事变动，会不会影响到万科?

20年前就是在亚布力，我和教授们讨论，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

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而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到70亿，到跻身为世界500强。

做成大公司的梦想实现了。

15年后，万科又面临选择，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

三年前我从万科退休，疫情爆发后，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对我来说，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

从制度设计上，三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三年过去了，郁亮团队非常棒!

当然，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要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郁亮团队的接班人，能不能按当年路线走下去，而且走得平顺，才敢说成功。

交给时间吧。

我经常说，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主要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但你不要觉得“时代”这个词太远，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年后的1985年，就面临一次艰难考验。

这里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简单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如果你搞到外汇额度，就可以拿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再拿外汇到市场上，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

这样一倒手，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当时叫“倒卖外汇”。

万科不是这样的。

我们做的是贸易，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很多广播电视大学、电教中心，都从我们这里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再用外汇换人民币，那这是“倒卖外汇”吗?

政策有不确定性，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如果被定性为“倒卖外汇”意味什么?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要抓一批人。

幸运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不同意抓人。

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通俗话说我遇到了“贵人”，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面临高风险的时候，改革者站出来了。

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见都没见过。

再举一个例子，1987年政府发红头文件，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万科当然想改造，但上级强烈反对。

反对理由很简单：

你王石平时就像个孙悟空，我100%控股都管不住你，再搞股份化，不就跳出如来佛手心吗?所以坚决不同意。

我简直是走投无路。

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用今天的话这叫“越级上访”，当时的书记是李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办公室很小，书记穿了件毛背心，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呢。

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小王啊”，那时候还是小王，“小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