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的喜剧电影《西虹市首富》中，亿万财产继承人王多鱼抓着头发痛苦地哀嚎：“为什么我的钱就像自己会繁殖一样，怎么花都花不完?”

这是一个情节俗套的现代童话：沈腾饰演的落魄守门员王多鱼为人正直，但因水平太差被球队开除，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突然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喜讯砸中：他的二爷爷是超级富豪，去世前给王多鱼——他的唯一继承人——留下了价值300亿元的遗产。

但这钱不是直接给，老爷子布置了一个任务，让王多鱼在一个月内先花掉10亿元，如果到期钱没花完，那不好意思，300亿元遗产就拜拜了。

为了完成任务，王多鱼开始胡乱挥霍，比如买了一堆夕阳产业的垃圾股票、投资了一个精神病人开发的产品、高价买了一栋烂尾楼等着赔钱、把北极的冰山拖到阿拉善……结果这些投资最后不仅没亏钱，反而都赚了很多钱，差点儿让他没完成任务。

这部看似虚构的喜剧其实讲了一个一般观众不会关注的知识点，那就是：富人的钱会自己繁殖，而穷人的钱却如同遭遇计划生育一样。

马太效应是专门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词汇，它来自于《圣经》，原话是这样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富人不需要靠出卖时间来赚钱，他们可以通过投资——比如购买房屋、股票等——享受资产增值带来的被动收入，雪球自然能越滚越大。而穷人的收入几乎都来自劳动报酬，打一份工领一份钱，扣除生活开支后基本剩不下什么，很难获得积累。

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买房增值，对应的是资本性收入;靠工资攒钱，对应的是劳动性收入。虽然看起来工资和房价都在涨，但工资往往涨不过房价。因为工资上涨，本质上要依赖经济增长。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依赖的经济增长，能跑赢富人独享的资本增长吗?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用《21世纪资本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书里提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资本收益率在历史上是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从古代到17世纪，经济增长率从未长时间高于0.2%，但资本收益率能够长期处于4%到5%，是经济增长率的几十倍。

可能有很多人会对这个数据疑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好像没有这么低过呀?它跟资本收益率之间的差距似乎没有这么大。

有这种感觉很正常，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时间段里都保持了年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增速都能到两位数，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感受没有那么大。但这种经济高速并非常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都属于小概率阶段，而如果拉长到整个人类历史看，更是稀少。

经济增长对普通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收入增长，更意味着社会公平。

我们知道，20世纪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催生了新的社会角色。比如电气工程师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电力大规模应用而诞生的新职业，这也意味着，想成为这样的从业者，是不能靠继承的，每一代人都需要从零起步。

不能靠继承，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到底能不能获得这份工作主要取决于他的智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而不是他爸是谁。而智识水平和学习能力与土地资本、金融资产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在各代人之间只能部分传递下去。注意，是部分传递下去，比如一个人学习很好，但是他的孩子不一定也学习好。

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就是经济增长慢持续很长的那段时期，基本产生不了新的职业，那么不管你聪明不聪明，地主的儿子出生就是地主，佃农的儿子出生就是佃农，要实现阶层跨越、改变命运可以说是难如登天。

但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起飞，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分工，有了工程师、程序员这样的新岗位，许多出身贫穷的人通过努力学习掌握了技能，从而获得一份体面工作，迈入中产阶层，实现了阶级跨越。

这100多年来，就是因为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率飞快提升，创造了许多新的社会岗位，才让劳动收入增速比以前更快了。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当成一个流量，已有的净财富当成存量，当经济增长快的时候，通过流量很容易就能改变存量。

但是前文说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在人类历史上凤毛麟角。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收益率始终比劳动收入的增长率高。这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拼爹”的时代，要远远多于“逆袭”的时代。

在托马斯·皮凯蒂看来，20世纪以来这100多年的美好生活，更接近幸存者偏差。未来一段时间，或许不会再有技术上的突破性变革，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也在不断降低，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会越拉越大，通过流量就追不上存量了。

所以，《21世纪资本论》教给了我们第二个知识点，那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时，马太效应不明显;经济增长放缓时，马太效应将越来越严重。

有人会疑惑：马太效应和贫富分化自古以来就是大众媒介热衷讨论的敏感点，为何这两年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背后的逻辑被更多解读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财富分配几十年积累的弊端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

美国劳工部原部长罗伯特·莱克(RobertRe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