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电信业的巨大发展，信息产业的崛起，以及覆盖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速公路网、快速铁路网的实现等因素，使得预言家宣称“城市终结”。按照预言家的说法，城市作为经济实体将很快变得过时，企业可以以异常灵活和分散的方式存活。而服务和贸易的数字化也使得地理区隔不再阻碍交流。

上述判断得出的一个依据是，上世纪后期确实出现了制造业产能、就业岗位以及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的态势，比如从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工业地带，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并且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些服务也远距离地转移到了印度等国。

阿根廷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前主席丝奇雅·沙森在其所著的《世界经济中的城市》中指出，与上述预言恰恰相悖的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出现了集中化的态势。这种态势明显突破了之前那种强调地点分散化的城市、地区发展模型。这些新的集中化的节点，恰恰就是能够有效集中人才、金融以及其他重要资源的大城市。

代表经济全球化的四类城市

最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的组织和管理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全球各主要金融交易所则成为支持这些大公司发展、新锐企业崛起的重要力量。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的最初15年里，全球贸易一直保持着稳健而迅速的增长。这些都决定着“代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的四种城市：出口加工区、离岸金融中心、高新技术区和全球城市正在成为当下发展的赢家。

丝奇雅·沙森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全球贸易而建立起的出口加工区的举措表示赞赏。成功的出口加工区，常常位于港口城市，尤其是那种经过成熟发展，能够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法律、会计、金融等中间服务的港口城市，更会受惠于全球贸易的增长。至于高新技术区，某种意义上讲与港口城市相仿，也需要拥有非常良好而完善的中间服务配套，只不过前者运作的产品不是实体而是可应用的专利技术。这两类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能够更好地吸纳高水平加工企业、物流仓储企业、金融等配套服务企业，并因此让这两类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保持着对其他许多行业企业很强的吸引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和城市，努力模仿相对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发展经验，出台了专门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却依然难以聚集上述高水平的企业主体。

“全球城市”是管理全球经济和生产最先进金融和服务的战略场所，而这些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中心。全球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聚集公司总部，包括跨国公司本部和各区域总部，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大企业的总部，还有为上述两类公司提供各种专业服务的公司。作者注意到，全球城市比如纽约的公司总部职能在强化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过去那些制造业城市，比如底特律的职能，后者会更多地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制造车间。而为了应对全球竞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满足全球化业务需要的各种专业化需求，全球城市仍在持续扩充工作岗位。

有意思的是，“机器换人”态势对于全球城市的影响也大大弱于对传统制造业城市的影响。因为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劳动力都有更多机会接受再培训，比如进入公共服务的分包岗位，又如进行技术培训满足新行业的用工需求等。这本身也意味着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工作岗位总量将从中小城市等地区流向大城市、创新型城市。

离岸金融中心的复杂性相比全球城市更低。比如，亚洲范围的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巴林、迪拜，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瓦努阿图、卢森堡、塞浦路斯等国也有相应的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是一种特定类型国际金融交易的高度专业化场所，在经济大国、主要金融交易所的金融监管方式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会一直存续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哪类城市，其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与周边其他城市的网络连通性。作者在书中用数据说明，从2000年到2016年，纽约、伦敦、新加坡、圣保罗、北京、上海、悉尼、迪拜、首尔，甚至莫斯科的网络连通性水平都在提高，而这一数字发生下降的城市包括马德里、米兰、多伦多、布鲁塞尔、洛杉矶等，同时前者们正在全方位的替代后者们在经济数值排行榜上的位置。

我国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各自根据资源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地改善政策发展环境，也因此切合了自20世纪末以来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由此，境内外资源聚集流向北上深等城市，可谓水到渠成。

城市化的发展态势是中心化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中变得更重要也更受益，大城市更可能成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节点，尤其是那些能够与跨国公司、全球金融交易所、全球贸易路线、全球商品链产生尽可能多联系的城市。其次受益的是地方经济具有很强特色，难以被同质化替代的城市。另外受益的是能够形成生产者服务综合体，从而推动本地及周边地区较快发展的城市。应该说，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群恰恰包括这三类城市。

大城市对人才，包括境内人才和境外人才的吸引力更强。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