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为何启动浦东开发开放?开发初期的情况如何?

浦东开发开放早期规划参与者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800壮士”之一的上海久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小龙，以及花旗中国原副行长裴奕根向证券时报记者讲述了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故事。

开发浦东早有规划

图纸上宏图已成现实

1990年4月18日，浦东正式启动开发开放，但在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的记忆中，浦东开发开放的规划与研究更早。

杨建文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包括深圳在内的南方几大特区已率先对外开放，当时上海还处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化改革的阶段，压力很大;同时，上海确实也有为国家整体改革开放作出更大贡献的想法。

“当时，上海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牵头做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大概是1983年和1984年，思考上海下一步如何走。”杨建文回忆称，“南方特区的思路是圈一块地，给予特殊政策，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上海是不是也可以沿着这一思路?”

围绕上海城市发展战略方向，当时曾形成四种方案，分别为“北上”“南下”“西移”和“东进”，最终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的“东进”方案成为共识。

“不过，后来发现参照南方特区的思路行不通。比如，深圳背靠香港，具有对外的通道，上海并不具备;同时，黄浦江上也不可能拉铁丝网。”杨建文表示，“但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老上海的发展底蕴仍在，于是联动浦西产生了新区的概念，随后对方案进行了细化。”

浦东开发开放具体做什么?杨建文回忆，最初的提法是商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上世纪80年代，具有现代经济灵魂的金融，却是我国的短板，因此最早明确了浦东开发要打造金融中心。同时，浦东要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需要一个对外的通道，这一通道就是贸易，金融和贸易两大功能就确定了，这也是陆家嘴和外高桥的开发重心，金桥作为出口加工区属于对外经济的拓展，后来又加上张江。

1990年时，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决定打出浦东这张“王牌”，于是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由于前期方案都有所准备，消息宣布后，浦东改革开放整体推进比较快。”杨建文说，宣布10天后，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两个班子成立，一个月不到机构挂牌成立。”

其中，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的工作看起来“模糊”，实际起到了重大作用。杨建文举例，浦东最初500多平方公里，几大区域如何分割、如何联系?浦东开发不仅仅是基地和项目的开发，而是整个区域的开发，现代化和城市化同步进行，初期都要想清楚。

“墙上的规划图达12米高、6米宽，30年来，昔日图纸上的一项项任务已变成了现实。”杨建文说。

“800壮士”奔赴浦东

下班后经常回不去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从各个岗位调了800多名人员参与浦东的开发，这批开拓者后来被称为“800壮士”。

上海久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小龙就是“800壮士”之一，来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第一站是外高桥保税区，当时主要是农田与芦苇荡，虽然是长江口一个比较宽泛的航道，但基础设施非常差，下班后经常回不去了。”刘小龙表示，当时大家有个共同的梦想，期待通过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前期开发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港口的建设、道路的规划开发等。

刘小龙回忆，浦东开发初期条件非常艰苦，开发公司没钱，一度连工资也发不出。“工资就是打了个白条，盖了个图章，大意是‘工资还是由原单位发放’，因此1990年至1991年期间，我的工资还是高校发的。”

刘小龙说，虽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压力，但参与浦东开发也是一种使命、一种梦想。

“1998年，中国正在争取加入WTO，后来成为世贸组织总干事的鲁杰罗在当时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的陪同下来外高桥保税区考察中国的贸易环境。当时，外高桥保税区已设立了保税商品交易市场，鲁杰罗非常吃惊，中国的开放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刘小龙回忆。

在刘小龙看来，中国加入WTO前，针对贸易环境进行了大量的压力测试，压力测试的点就在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

两栋不起眼的大楼

曾是外资行集聚地

浦东陆家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大楼对面的两栋大楼——1995年底落成的招商局大厦和1996年初落成的船舶大厦，在当今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并不起眼，甚至有些破旧，但20多年前，却是外资银行落户时的首选地。

花旗中国原副行长裴奕根清楚地记得，随着1990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启动，当年9月上海即发文允许包括外资银行分行的外资金融机构在沪设立。“可以说，正是浦东的开发开放，外资银行才得以在上海迅速发展。”

除在沪的“老4家”(汇丰、渣打、东亚和华侨)外资银行分行积极开拓业务外，1991年，上海又批准8家外资银行上海代表处升格为分行。

“开发开放之初的浦东，遍地是农田、棚户区和工地，没有合适的办公楼，因此外资银行当时均将办公地设在了浦西。”裴奕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