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版图上，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双星闪耀”。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拥有约1.2亿人口和近7万亿经济总量。

今年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正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进而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将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助推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并强调成渝地区要“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打开中国地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由北向南，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源。统计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用2.8%的土地聚集了约18%的人口，贡献了约38%的GDP。

“国家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目的就是要将地处西部的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说。

从地图上看，成渝地区如果能与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连点成线，将形成一个占全国经济总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姚树洁说，这将有助于梯次实现先进生产力的有效牵引，不仅将有力撬动西部地区发展，有效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将有效带动全国的高质量发展。

那么，国家为何选择成渝?

经济基础方面，成渝地区拥有重庆、成都两大国家级中心城市，2019年成渝地区实现GDP近7万亿元，经济总量占西部比重达33.25%，成为继沿海三大增长极之后最大的区域经济体。今年前三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重庆、四川经济增速分别为2.6%和2.4%，在全国位居前列。

同时，在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科研教育、对外开放等方面，成渝地区均在西部保持领先地位。如，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成渝地区已形成“芯、屏、器、核、网”世界级产业集群，产能约占全球1/3。

区位优势方面，成渝地区承东启西、联通南北，是“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多项国家战略的交汇区，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示范区……

协同发展方面，成渝地区已探索多年并已积累一定经验。如，2015年重庆和四川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决定将推动交通、信息和市场三个“一体化”;同年，成渝高铁正式通车运营，通行时间约1.5小时，成渝“双城生活”成为现实;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8年，川渝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等。

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

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相互关联的终结，但各国转向国内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

近年来，受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国家崛起、少数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速迁移和重构。在长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部分沿海外向型企业选择向国外转移。

在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看来，只有按照“资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梯度转移顺序，将沿海的制造业更多留在西部大后方，跨越“胡焕庸线”，激活西部地区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才能形成更高质量的内循环体系。

“如果说外循环的经济中心是长三角，则内循环的经济中心当仁不让的是成渝双城。”姚树洁表示，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以及拥有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进而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

采访中，有专家谈到，从全球范围看，一直存在着“拉美资源——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产业链三级分工体系。未来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崛起，这一分工体系将有可能在我国实现“内部化”：中西部地区扮演“资源地”和“生产地”的角色，东部沿海地区扮演“消费地”的角色，以此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推动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渝地区长期扮演着战略大后方的角色。如，二十世纪60年代，新中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含重庆)以广阔的战略纵深成为国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