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区深圳市迎来特区建立40周年。从30万人的边陲小镇发展为超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从1979年的1.79亿GDP增至2019年的2.69万亿GDP，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并涌现出一批代表中国乃至世界水平的企业。深圳40年实践，积累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如何取得新突破？
9月21日，“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在平安金融中心柏悦酒店举办。据悉，本次论坛由高端企业家社群平台正和岛联合中信出版集团、中国平安集团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深圳市原市长李子彬，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管清友，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与中国平安董秘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坐道特区企业精神，探寻再度刷新深圳奇迹的基因密码。
以下为证券时报记者节选的部分论坛嘉宾观点：
李子彬：创新与包容，是深圳和深圳企业精神的核心
回顾40年发展道路与成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深圳市原市长李子彬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可以自豪地担当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等称号。
李子彬回忆，从1995年开始，深圳市政府便审时度势、进行产业升级，将科技创新定位为“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定位为“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并由一把手亲自抓。正是受益于深圳市长期坚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深圳成长出华为、腾讯、大疆无人机、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跨国集团，并培育出“改革、开放、创新、包容”、“敢闯敢试、改革先行、开放窗口、勇于创新、包容共享”等城市文化精神。
周其仁：这才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当前，外部形势叠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透过现象看本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提出，挑战背后更深刻的问题是“中国过去40余年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失去，而独到性优势尚缺”。
周其仁表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竞争，今天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我们上头有很硬的天花板，就是发达国家，虽然它们矛盾重重，面临经济增长的很多新问题。但是他们手里有全世界市场都需要的关键的产品、关键的要素。
举两个例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年，美国华尔街给全球经济烧了这么大的洞。但是2008年美国有一家公司叫苹果，它的产品往全球消费者销售，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今年受疫情的影响，美国经济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家美国公司的电动汽车，也是引起全球，包括中国消费者的热烈追捧，可能会重新定义汽车这个行业。这种独到性优势，在全球竞争当中始终高高在上，我想每一位在座的都有感受。就是有些东西其他地方没有供应，这是我们头上的一块天花板。
在我们的底下跟40年前也有很多变化，40年前比中国穷的国家有很多，但通常不会出产在全世界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今天的情况不同，越南、印度开放比中国晚，人均收入比中国低，但是它已经形成了竞争力、在全球吸引投资、吸引产业方面非常有吸引力。现在去很多发达国家的超市、Mall里面看，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的产品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的比例反而在减少。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后面临这么一个局面，后面有追兵，成本比你还低。往上走，独到性优势还非常薄弱，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我们中国经济多少年来是出口导向，有大量的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结合外来的资本、技术、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对我们开放，我们就形成了大量的出口。然后大量的出口就形成了顺差，投资环境改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从90年代早期的时候几百亿美元的储备，变成了几万亿美元储备。美元储备在中国不能用，我们必须去购买美国资产，其中很大一块要买美国政府的债，买美国企业的金融产品，还有很大一块是美国政府在联邦的债。这个钱就构成了我们的外债，要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市场由于资本供应非常充沛，所以它的利息长期以来一直非常低，可以刺激消费，就有逆差，有大量的进口产品，然后大量的对外投资。
回顾过去的国际经济，虽然美国有巨额的逆差，我们有巨额的顺差，但加在一起经济一圈一圈转，好得很。但也等于美国把很多工作甩在了境外，这对美国自己的就业平衡和收入都很大的麻烦，所以它的经济问题会集中表现为国际政治问题。
简单地说，世界上一个穷经济，一个富经济，人均资本多就是富经济。人均资本少就要靠自然的力量，收入非常低；人均资本多，生产效率高，收入也就高。如果中间有壁垒，它过富日子，我们过穷日子，可以几十年这么过下来。二战之后，1978年前的全球，大概就是这个局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撤掉了，撤掉以后，资本打通，劳动力某种程度也打通了，劳动力虽然不能大规模地移民，但是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可以出口，等于把劳动力含在产品里面运过去。这个打通以后，全球的分配情况都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等于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