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关键之年。作为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领域应着重解决哪些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如何切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如何打造？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上个月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结合多年的研究实践，他在座谈会上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近日，陆铭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就上述话题再次深入探讨。陆铭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需要解决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从而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产生制度性的红利。其中，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户籍制度得到彻底改革，城市低密度发展的模式得到纠正，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提高3到5个百分点。

在陆铭看来，“国内循环为主”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和投资。其中，消费领域，由于户籍制度制约，我国接近3亿外来人口的消费受到制约。未来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形成在城市长期稳定发展的预期，无疑可以增加消费。

陆铭建议，要在资本市场上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尤其是生产效率较高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相应地，一些僵尸企业要得到有效处置，能够让金融资源在内循环里发挥更大的配置效率提升作用。

人口、土地和资金资源

须实现更好配置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十四五”期间，我国应着重解决经济领域的哪些问题？

陆铭：今年以来，政策焦点问题就是生产要素市场如何深化改革，其实就是人口、土地和资金三方面如何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具体来讲，人口领域能更充分地让人口自由地流动起来。让人口在户籍制度深化改革前提下，流动到收入增长空间更大、就业机会更充分的经济发展优势地区，从而改进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规律，且在中国将成为长期趋势，因此我国在制度改革上要顺应这样的人口流动长期趋势。

土地资源配置上，传统上我国是把大量的建设用地配置到人口流出地，比如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而在人口流入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我国建设用地的供应相对收紧，未来要让建设用地配置与人口流动方向更加一致。

资金有两方面，一方面需要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比如试点注册制等，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让金融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到回报较高的一些中小企业和民营部门，改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低效占用大量金融资源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资本的配置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关，未来应强调更加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人口流入地区，加强与流动人口相关公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对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区，随着人口流出，会出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也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务投入。

服务业占比可望提高

证券时报记者：您曾提出，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解决一些体制下的结构性问题，将会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这一判断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制度红利空间有多大？

陆铭：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集中体现了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人和土地两个资源的配置。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规律看，我认为有两个规律：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二是人口逐渐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以及大城市周边都市圈集中。

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会带来土地和住房需求。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市场会对人口集中所产生的土地和住房需求产生反应，相应进行大城市的开发和扩张。

我最近在参加总书记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城市化率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国家的城市化率相比，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且我国大城市及周边的都市圈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特别是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规模仍有扩大的空间。同时，在城市内部特别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内，也有大量外来人口没有实现本地市民化。

这一现象就说明中国的确存在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阻碍了城市化向着全球普遍规律和趋势发展，从纠正问题的角度讲，可以释放很大的制度性红利。

这个制度性红利有多大?首先，中国长期以来存在消费不足、投资过度的现象。我的研究揭示中国存在3亿左右的所谓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相比，当在相同的收入、教育、年龄和性别等条件下，外来人口的消费比本地城镇户籍人口要低16%～20%。这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内需启动的政策空间。

其次，中国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同期相比也偏低，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我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把我国城市化率抬高到与世界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其他国家应有的水平，如果我国户籍制度没有制约外来人口的消费，如果我国城市化过去没有走粗放式、面积扩张式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