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济学从人文学科研究中汲取了养料，就会实现亚当·斯密更多的愿景。”来自《拓宽经济思维：经济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一书的观点令人惊叹。这是一本旨在打通经济学和人文学科在价值观念、知识点、方法等方面鸿沟，以期促成更好的经济思维、人文思考的作品。

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艺术与人文教授加里·索尔·莫森和美国西北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莫顿·夏皮罗。作者在书中认为，当一门学科在被视为科学时，研究者、学习者往往就不再关注该学科的历史，也不深究其渊源。物理学、数学课程通常不包含物理学史、数学史，而经济学教育也很少要求阅读经典文献，以及经典文献作者的其他重要作品。很少有人研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原文，以致轻率地将其精髓概括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如果读了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就会明白，亚当·斯密实际上表达了共情、关爱他人会让人自己变得更快乐，这与20世纪心理学家概括提出来观点不谋而合。

作者在书中进一步推导指出，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现实主义小说，来提高我们的共情能力。也就是说，当我们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或者欣赏一幅画作时，可以帮助我们增强移情、共情能力，可以从内心感受到故事人物的思考和感受，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心理、道德以及决策过程。这种体验过程对于经理人、企业家、创业者、投资者都是很有裨益的。

因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都会内含基本的道德观念。创作者往往会在书中塑造出丰富的人物形象、故事脉络，即从每个故事人物的视角出发，社会都会充斥着各种诡计、欺骗，但人们又有各自的直接情感和基本底线。这一切构成了相当复杂、多元的决策情境。

作者认为，从古典经济学派，再到20世纪末开始崛起的行为经济学，乃至经济学以外标榜自己为科学的政治学，经常出现的错误就在于，理论家总是试图塑造出与真实、具体的人完全不同的抽象的人，他们不受文化影响的、找不出差异。正因为忽略了文化因素，各种经济理论会倾向于将这些抽象的人描绘为高度自利的“理性经济人”，或是有着共同认知缺陷的有限理性个体。

最近10多年里，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愿意选择人文学科作为专业方向、职业方向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而那些选择更有“钱途”的专业的学生，对基于通识教育框架的人文学科课程也不感兴趣。

本书的第一作者加里·索尔·莫森在美国西北大学曾开设了一门俄罗斯小说课。绝大部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的专业和人文学科都没有直接关联。那么，为什么还有学生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阅读诸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呢？

加里·索尔·莫森表示，大多数学生在被问及选修文学的原因时，其实都并不清楚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很多情况是，不光是中小学的语言文字课程，哪怕是大学里的文学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也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并且很多文学课程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也是错误的。

把一部作品删减到一段、几段、不足一章的内容，然后据此进行讲解，是目前世界各国语言文字课程介绍、讲解名著的通行做法。对此，莫森表示这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通过学习这些删节的内容，学生就可以自认为掌握了一整部世界名著。不仅如此，这些文学课程还会要求学生概括删节内容的主题，这其实就是对整部名著的主题概括。这种做法使这些拥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名著被粗暴地概念化。比如，《悲惨世界》：帮助不幸的人；《哈姆雷特》：打起精神采取行动；《奥赛罗》：不要嫉妒他人；《罪与罚》：不要杀人，哪怕是那些卑鄙的人。文学课还常常采用对文本的解构来分析文学，也就是按照数学的方法，把文学文本看成是待解的密码，让学生“挖”出文本的微言大义，而不是引导他们如何去欣赏文学作品。

其实，学生们根本无法仅凭片断去了解作品的深邃内涵，支离破碎的段落、篇章的阅读也增加了学生理解整部名著的难度，从而使他们对文学作品产生距离感。

作者认为，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大众读者，都应当避免通过简化的方法，比如以概括主题、“拆书”、阅读概要的方式来对待一本书尤其是文学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深入体察，触发情感认知和感受。而这样的认知和感受，会在经典作品的阅读中被触发数百次甚至数千次。

《科学》杂志曾刊发过一项研究，阅读契科夫的作品，会增进人的社交能力，理由是其作品会让人在共情测试、社会知觉和情绪智力方面表现更好。我们可以想象，阅读《战争与和平》会让那些意图取消弱势人群补贴政策的人，不那么仓促地付诸行动；如果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的决策者读过《雾都孤儿》，政策取向会更加亲近于平民。

认真阅读文学作品，而不是通过概要、“拆书”来速读，还可以帮助阅读者掌握当下全球化时代的一项重要技能，那就是跨文化能力。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再到今天，西方国家的商人在抵达日本做买卖前，通常都会通过《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学名著来了解日本的文化，理解日本的思维方式。

就个人而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