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证网讯对于疫情期间境外主要央行采取无限量宽松政策的浪潮，多位专家5日在“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后疫情时代的财富管理”上表示，采取无限量宽松是应对非常冲击的特殊之策，即使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采取，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样的政策也有加剧贫富差距等副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境外主要央行货币超发是合理的，我国央行坚守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是合理的。面对超级疫情、超级结构性变化，采取超常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应有之义。判断货币宽松持续的时间，取决于非常时期持续的时长，和政府信用能否在这段时期得到很好延续。相比较来说，我国的情形没有那么差，政策可以“悠着点”。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纾困本来应该是财政政策的任务，但是在疫情当中，财政收入下降，需要央行给予支持，这是各国抗疫中表现出的重要原则，即用货币政策支持功能型财政，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扭曲进行对财政政策的支持。新形势下需要新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关键在于要以何种财政纪律、制度安排理清组合的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认为，从大萧条、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货币政策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走向无节制。当然，这些政策是有效果的，但一些长期积累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并且越来越突出。比如长期货币宽松带来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加上利率持续下降，导致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宽松货币政策本身是想要刺激就业，但却刺激市场产生了泡沫、带来严重贫富分化，其效果是有问题的。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看来，增发货币对应新创造的财富增量就成为了“铸币税”，这部分铸币税应当通过财政的渠道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