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程实、钱智俊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内外经济循环的宏观格局之变，离不开内外价值链的微观基础之变。在“外循环”所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内价值链发展相对滞后，形成了失衡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受此影响，中国产业体系以单一环节对接全球价值链，放大“被脱钩”风险。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抱团取暖”策略，也难以应对全球大变局的系统性冲击。面向“双循环”新格局，中国内外价值链结构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国内价值链料将加速发展，形成更具深度和效率的垂直分工体系。

基于此，中国经济有望从“以环入链”转向“以链入链”，与全球体系缔结更为多元的纽带。中国企业有望从“抱团取暖”转向“筑链共进”，从三大途径同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这一场大变革中，“科创头雁”、“国货潮牌”和“隐形冠军”三类中资企业有望实现长趋势崛起，逐步兑现内外变局所赋予的时代红利。

“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简而言之，“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垂直分工体系：将某一产品的生产流程分解为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品牌营销等“垂直”承接、依次进行的环节，这些环节分散在不同经济体内进行，并通过国际贸易逐环传递并累加各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如果上述的垂直分工和附加值传递发生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之间，则为“国内价值链”。对于经济体而言，全球和国内价值链的结构共同决定了分工形态，而分工形态则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竞争策略和发展潜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沿海发展战略”和加入WTO，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外循环”，是实现“增长奇迹”的核心动力之一。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快提升，而“内循环”中的国内价值链却发展相对滞后，逐步造成了失衡的分工形态。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形成“以环入链”的不对称格局，这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水平化”而非“垂直化”，即大量的企业在功能上高度重叠、在位置上拥堵于价值链的低端。受制于这一分工形态，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企业只能选择“抱团取暖”策略，凭借同质化企业的数量优势，通过大规模生产压低价格和成本，进而在存量博弈中争夺全球订单。

“以环入链”易脱链，“抱团取暖”难长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全球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上述内外价值链结构、分工形态和竞争策略的弊端正在加速暴露，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

第一，“低端锁定”效应。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全球价值链获得外部技术转移，中资企业缺少自主研发的动力，对研发的投入长期不足。另一方面，一旦有中资企业奋力走向技术前沿，就将在全球价值链上遭遇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市场势力进行的双重封锁[1][2]。若不能打破这些桎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将被长期锁定于低附加值、低盈利、低博弈能力的低端环节。

第二，“被脱钩”风险。由于是凭借单一环节“入链”，中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缺少多样化纽带，功能定位缺少不可替代性，因此更易于被“踢出”全球价值链。当前，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地缘政治博弈。新冠疫情长期冲击之下，全球价值链转而更加强调弹性与安全，而非成本最小化，因此将避免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此外，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其他后发经济体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释放，正在催生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些因素都将长期加剧中国企业的“被脱钩”风险。

面对上述风险，“抱团取暖”策略难有作为。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外需长期疲弱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由于功能重叠，或将在国内外市场陷入激烈的同质化竞争，难有余力向上突破“低端锁定”。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企业之间能够加强相互的扶持，但是由于彼此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相同位置，因此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分担、风险分散。一旦外部环境对这一位置进行系统性施压，则企业之间将发生风险传染和集聚爆发。由此，从根本上来看，“外循环”主导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

“双循环”格局下的内外价值链结构。旧方法解决不了新问题。针对上述弊端，仅在全球价值链内难以找到腾挪空间。向内发力，补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短板，进而重塑内外价值链的结构，料将是更为有效的破局路径。结合“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和时代形势，我们认为，未来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将凸显相互促进的两大趋势。

第一，价值链环节的拓展。从生产流程来看，发展国内价值链，关键在于将国内价值链拓展至更多元、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并打通各环节的互动联系，进而形成层次丰富的垂直分工体系。基于当前的时代机遇，这一目标有望从三个层面加速实现。其一，抢占研发设计环节。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先发优势正在助力中国积极拥抱新一代技术革命，叠加资本市场的深度改革，有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富有科创能力的“头雁”型高新技术企业。其二，壮大品牌营销环节。立足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居民消费升级潜力和疫情时代服务消费回流机遇，新一批“国货潮牌”正在稳步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