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从今日开始，本报推出“建言‘十四五’”专栏，约请经济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就与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撰写文章，以期为规划编制工作建言献策。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提上日程。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点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跨过1万美元大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前所未有
“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的变化，深入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正确认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采取科学的战略举措提供了科学指导。
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并不等于发展机遇的减少。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中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对一个国家而言不是简单数量的增长，而是各方面质的飞跃。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广阔市场、全民教育提升带来的丰富人力资本、全球最为健全高效的产业链和物流体系，是我们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基础和底气。中国高效的决策体制和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为战略机遇期提供了制度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可能更加广阔。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挑战同样巨大。首先，中国需要降低对债务驱动增长模式的依赖，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大规模刺激实现了经济迅速复苏，很大程度上熨平了经济周期波动。其代价是，近年来全社会杠杆率快速上升，房价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三大攻坚战之首，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在全社会杠杆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稳杠杆、防风险的任务是长期性的。这既需要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设计，也需要市场主体发展观念的改变。
其次，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出现在2014年，其后开始逐年回落。2015年10月，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带来了新生人口的短暂回升。但是，近年来人口基数下降带来的一孩数量减少效应已经超过了二孩放开政策带来的生育红利。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后续同样不容乐观。据估计，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23%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35%左右。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相比之下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未富先老也许危言耸听，但边富边老对经济和社会的挑战同样巨大。
第三，中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趋势难以逆转。但是，美国作为目前世界的头号强国，仍然在科技和军事层面占据较大优势，通过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发展。
同时，全球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加剧，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特朗普政府在经过短暂的对华接触试探后，迅速调整此前接触与遏制兼顾的对华战略，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中美贸易冲突从缓到急，双边冲突向地缘、科技、金融甚至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快速扩展，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趋势。
供需两端发力
促进国内大循环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发力，推动以消费为导向的产业链升级。
从需求看，实质性培育内需市场，是实现内循环的关键所在。需求的背后是收入，离开收入需求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这需要多管齐下提高劳动力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为内循环提供足够广度和深度的内需市场。具体而言，“十四五”期间，国家可尝试建立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提升收入分配公平度的整套机制。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向社保基金的划转，推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并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从供给看，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一方面，需要转变以服务外需为主的供给导向，聚焦国内未被满足的基本需求和尚待激发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原有全球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