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值此全球百年难遇的大变局，中国构建和完善“双循环”的进程，实质上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程。
纵览“全球-历史”的大坐标系，对于中国如何打通“一体两面”的跨越之路，全球后发经济体的得失经验提供了历史镜鉴。第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经济循环格局的重构优化，强韧的“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第二，强化“内循环”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将自内而外地优化“外循环”运转。第三，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不仅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亦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着力点。
对照中国“双循环”的全局设计，上述历史经验得到了针对性体现，并与疫情时代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有机结合。由此出发，虽然从顶层设计向变革成果的演化仍需时间与实践，但是放眼长远，中国凭借“双循环”新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值得期待。
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体两面。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社会经济困境，以至难以迈入高收入阶段。长期以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关切。面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与构建中国经济“双循环”在两大层面形成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一，发展时序的一致性。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1][2][3]，“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中等偏下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036-4045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GNI为4046-12535美元）的所用时间超过了25-28年。其二，“中等偏上收入陷阱”，触发标准是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偏上收入组、进入高收入组（人均GNI为12535美元以上）的所用时间超过了14-15年。参照上述标准，2002-2010年，中国仅用8年就已迈过“中等偏下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高增速阶段的重大发展成果。在开启高质量发展阶段后，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入1万美元大关，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全球排名第71位。这意味着，以2020年为新起点，中国已位于突破“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由此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的发展目标，其预计历时也恰为15年。由此，从2020年出发，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并助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也将是推动中国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阶段的历程。
第二，经济逻辑的一致性。从经济理论来看，对于后发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包括：1）“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等初始禀赋枯竭；2）内部供需两侧发展不足、结构错配；3）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4）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并遭遇国际贸易竞争的冲击；5）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受阻。在当前全球百年未遇的变局之中，全球疫情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冲突风险相互激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不断高涨，贸易壁垒、金融壁垒、科技壁垒野蛮生长，正在催化上述成因的共振与爆发。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论述，立足于“双循环”新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对内推动供给侧、需求侧的双升级，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下强化内生稳定性和长期增长潜力；对外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主动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塑以改善外部环境。因此，“双循环”的构建和完善有望针对性地克服上述陷阱成因，从根本上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双循环”的重要使命之一，“双循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支柱。着眼于“全球-历史”大坐标系，在后发经济体之中，一度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者繁多，但是顺利构建“双循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者甚少。为此，梳理这些国际案例中的得失经验，将有助于理清以“双循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路径和着力点，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发挥“双循环”的战略价值。
经验之一：“内循环”是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测算[4]，虽然1960年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多达101个，但是至2008年，其中能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仅有13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如此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跨越前后需要依赖两套截然不同的经济循环格局。其一，从低收入阶段发展至中等收入阶段，典型范式是向外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在需求侧，后发经济体积极对接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利用FDI扩大投资需求，从而弥补内需的先天不足。在供给侧，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以获取盈利并加速资本积累。这一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接入全球价值链，推升了国民总收入，反映了以“量”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下，资源禀赋的红利终将走向枯竭，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终将走向递减，而低附加值产品又会面对其他后发经济体愈加激烈的竞争，因此无力支撑经济体进一步走入高收入阶段。其二，从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至高收入阶段，则需要在兼顾“国际大循环”的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