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

南岭，1955年1月生，湖北浠水县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岭是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曾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职。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期间，南岭参与过深圳市多项重大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推进。卸任政府职务后，南岭仍心系深圳改革发展，笔耕不辍，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圳未来转型方向等议题，为深圳探索先行示范区建设等建言献策。

当过深圳市体改办主任，担任过深圳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从高校讲台走出来的南岭，身上始终带着谠论侃侃的赤诚之心和思深忧远的学者之气。

与改革开放偕行四十余载，如今，卸下公职的南岭又重回研究的角度，出任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总结深圳经验、审视深圳现状、建言深圳未来，初心未泯。

透过南岭平时办公的窗户向外望，深圳河缓缓流过，对岸就是香港的一方风土。

“我很喜欢在这里看窗外的景致。”南岭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说，自己平时喜欢拿起手机拍拍窗景，时见河岸春生绿，时闻芦苇晚风起，深圳河两岸的变化，仿佛都寓于这一方“画框”之中。

“不过，当年的深圳河可没有眼前的平静。”南岭笑着说，现在看深圳的发展成就，可谓举世瞩目。

四十春秋，时移势迁，沧海桑田。“闭塞渔村”变“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奇迹”如何写就？透过南岭深情凝望的眼神，我们看到根植深圳基因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生发播撒，立足开放新格局的“双区叠加”驱动发展正在加速推动，顺应创新发展潮涌的数字化经济大浪滚滚而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上下齐心的改革突破口

“制度变迁过程的真正秘密，既有来自领导层或政治精英的智慧和设计，更有源自普罗大众或草根的行动和实践。”南岭开门见山地说。

深圳经济特区持续快速增长40年，由农业经济区一跃进入中国城市经济第一方阵，其基本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一特色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当下的改革又有怎样的价值呢？

南岭认为，站在今天进行回顾和总结，意义深远。

197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深刻改变了深圳的历史命运。

此前被视作阶级斗争产物的“逃港事件”，得到了重新审视。深港两地经济水平落差是主要矛盾，这促使广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民间经贸交往由此萌动，大量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急切回到故土，建设家乡。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一年后，“出口特区”正式改称“经济特区”，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一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跃出地平线。

“今天看来，这一重大制度创新，远超一般性的优惠政策，为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南岭评价道。

此后，更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法规文件相继落地。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标志着土地流转开始从计划划拨向市场决定过渡。1983年，《深圳市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将采用合同制的范围从蛇口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特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大规模拉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国家财政拨款仅占3%，倒逼深圳在资金筹措上走市场化的路子。在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萌发的同时，深圳的商品市场也破茧而出……

南岭举了一个“高价饭”的例子：80年代初，粮食凭票供应，实行定人定额管理，如何解决部分无粮票配额人员的吃饭问题？当时，深圳一家餐馆就推出了“高价饭”：有粮票的5分一碗，没有的5角一碗。餐馆再出去买高价粮，这样一来，高价粮需求大了，供应也就上来了，竞争就充分了，饭价又重新走低，直至市场回归均衡。

南岭感慨道：“一个无法用计划手段解决的问题，市场给出了正确回答。”

“如同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也是回应群众的呼声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而设立的。”在南岭看来，这种自发的、分散的创新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生长点，经济特区的出现，属于执政者行动与民众行动的高度汇合。

粤港澳大湾区：

携手并进的发展新机遇

“地理上的湾区是自古形成的，而城市与区域经济意义的湾区则是近40年才崛起的。”在南岭眼中，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基本经验，全面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又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格局。

从历史数据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还很小：香港GDP刚越过千亿港元关口，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则不足300亿元人民币，深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