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扩权”等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例如，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澳门之间面临“对等”问题。解决对等问题，需要中央对深圳授权，授权并非为了深圳，而是要和香港、澳门关联起来。

深圳——从缺少科技人才、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到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有效发明专利指标位居全国第一；从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孕育出一批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关于“深圳经验”的讨论和思考从未停歇。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深圳2019年GDP已接近2.7万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而今，深圳又承担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级”任务。在充分市场化，“小政府，大社会”等讨论之外，深圳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到如今的经济体量，深圳的下一步如何走？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

在唐杰看来，深圳从初期低层次起步到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没偷懒，没耍滑，逐步向上攀登，长达四十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形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

谈及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唐杰认为，以单一城市论GDP的时代已经结束，深圳需要借助都市圈，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发展机遇，以创新给大规模制造引路。

深圳如何走向创新

《21世纪》：你曾经说过，深圳一直都处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转型节点有哪几次？

唐杰：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全城做贸易”，但当时中央认为特区不是用来做贸易，也不是政策“套利”的，而是要做工业化、城市化，这就有了深圳的第一次转型。自1985年开始，深圳正式开启工业化，当时定的原则是外商投资、“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制造、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

深圳第二次转型发生在1995年，由“三来一补”转向模仿型生产制造。当时，很多人说深圳是靠特区政策“养起来”的，特区的一些政策也逐渐被取消，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城市的政策差异被抹平，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在深圳投资的港台商人迁走他处，但经过“三来一补”，深圳已经逐渐建立起大规模生产和装配能力。模仿时代出现了“山寨”经济现象，使得深圳开始具备供应链生产能力。

深圳第三次转型发生在21世纪初。2002年末发表的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极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争论中，深圳已经在发生变化——1999年10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出席首届高交会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当时，华为、中兴以及具有核心技术位居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企业型群体崛起，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

深圳第四次转型发生在2010年以后，这是持续创新转型的阶段。深圳在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多个领域，都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21世纪》：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决定了创新的结果，但深圳早期在这些方面并不占优势，深圳走向创新是怎样发生的？

唐杰：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人才匮乏，的确是从低端起步，从做贸易、“三来一补”、模仿制造，到真正的品牌制造，最终走到了创新。

回头看看“三来一补”给深圳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合约意识，一切按照合同，有问题找市场，而不是市长；二是需求和产品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在深圳装配，深圳的产业链最初就是这么来的；三是了解外部市场，知道了品牌的重要性，当具备大规模生产实力之后，深圳的企业也开始创造品牌。

再看“模仿制造”，从发展经济学而言，模仿制造本质是知识外溢的过程，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都经历了先模仿、再自我制造的过程。“山寨”实际上激发了一种灵活异常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

深圳的发展路径其实并不特殊，模仿、山寨、创新的每一步都走过，只是每一步走得特别快，没偷懒，没耍滑，也没有捷径，这种持续上台阶式的转型过程像是民间所说的“爬锅底”，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时期，到以华强北为代表的模仿创新时期，再到创新科技之城的崛起，逐步向上攀登，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40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

政府与市场的互生关系

《21世纪》：在深圳走向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唐杰：以深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验来看，创新过程需要公共知识和私有知识，政府创造的公共知识越多，企业受益就越大。政府发挥的是知识的汇聚和创造作用，企业处在微观经济各个角落，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政府把各种信息汇集起来就是培育了森林。

举例而言，深圳自2009年开始举办IT领袖峰会，邀请全球IT界的领军人物汇聚深圳，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