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什么讲‘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些在中国都没有搞过。所以我就采取三种办法，先斩后奏、斩而不奏、边斩边奏，否则，让别人批准，就等于让人家承担责任。”回忆深圳金融改革历程，年逾85岁满头白发但仍精神矍铄的原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深圳市用了40年时间，从边陲渔村变为亚洲第五大城市、全球第十一大金融中心城市。深圳去年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前10位，40年来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创造了全市约1/6的GDP和近1/4的税收。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排头兵”和“试验田”，深圳创造了多项金融业“第一”：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笔按揭贷款、第一家银联公司、第一个放开黄金饰品市场等。
王喜义和他的同事们在深圳经济特区创立之初便开启了领先全国的121项金融改革创新。“说难忘的时刻也好，困难的时刻也罢，总之我们把这台戏唱下来了。”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时点，王喜义向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回顾了这段改革创新史诗背后的故事。
王喜义说，“深圳改革就是给全国做示范、做试验，应该有这种使命感，因此深圳的金融改革基本上都推广到全国了。”
先行先试开创证券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在前十年打下的基础，从破土发展到开花结果，都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王喜义说。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当时深圳仅有按行政区域设置的中国银行深圳办事处、农业银行深圳支行、建设银行深圳支行、人民银行宝安县支行等。自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作为省级分行也随后成立，协调和推动深圳金融改革。为支持特区，深圳实行特殊的金融政策，自1986年开始在金融方面有四个特权：信贷资金“切块”管理权、利率调节权、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权、机构准入审批权。
为了改变单一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状况，开辟直接融资渠道，迫切需要建立规范化的证券市场，以方便企业直接从市场融资。
1985年9月，深圳着手筹建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王喜义去八宝山时，恰好遇到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便向他表达了要在深圳成立一个证券公司的想法。“鸿儒说，让深圳试一试吧。”王喜义告诉记者。1985年9月9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下发批文。后来，王喜义把这天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破土”日。不过由于王喜义工作调动原因，特区证券公司的事被搁置了两年。
直到1987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独资改组为10家金融机构出资合办的股份制企业，正式注册成立，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
“边斩边奏”筹建深交所
早在1982年-1984年，深圳特区成立后不久，本地一些集体企业便开始探索招股筹资，走企业股份化道路，这是深圳企业股份化的萌芽。1986年10月，深圳出台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正式开始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
1988年，时任市委书记李灏找到王喜义，讨论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小组，加快建设深圳的资本市场。于是时任深圳副市长张鸿义、时任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董国良和王喜义牵头领导，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
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筹备建立深交所的过程也颇费一番周折。李灏推荐日本野村证券、香港新鸿基公司作为证券市场顾问。与两家公司交谈后，王喜义最终选择新鸿基做筹建深交所的顾问：新鸿基公司在香港，来往比较方便；语言相通，沟通成本低；香港证券市场经验也便于深圳借鉴。“新鸿基公司给我们办了四期学习班，讲股市的运作。新鸿基公司只象征性地收取了深圳人民银行一块钱作为顾问费。”王喜义笑称，“我们可能是世界上请顾问花费最少的交易所了。”
在深交所筹建过程中，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组织人分几批前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尼、香港、英国、法国等地交易所进行考察，对于交易形式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使用电脑撮合系统，加快运转的速度；一种是采取手工竞价方式，身着“红马甲”的交易员接到客户委托后口头报价并手写在白板上。“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股票，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像英国、法国那样就一台电脑在交易所里面，大家会没有感性认知，我想还是应该让老百姓亲身感受一下。所以我们还是用了一批穿红马甲的经纪人在场内来回跑，也热闹一下，让大家有点感性的认识。”
不过，证券市场筹备一切就绪的时候，正式批文却一直没有下来。在还没有总行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由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下文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日敲响了开市钟，开始试营业。次年的4月16日，总行的批文才正式下发，这时深交所已经运作半年。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才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王喜义说道，“所以大家都说，深交所是先出生后领出生证。”
“斩而不奏”救市
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开始加紧运作起来。
王喜义回忆，当时的特区证券公司既有股票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