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会议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频频提及。市场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如此，读懂内循环的内涵和外延，极为必要。

一、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作用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依托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断参与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体系之中，一方面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产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好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可忽视的弊端：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海外消费，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国内生产的东西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如此，外循环颇有“看天吃饭”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靠外循环模式来发展经济，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路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海外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达到63.96%，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我国经济频频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安全。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品上，而进口的则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核心技术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开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贸易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海外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开始降低，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长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论断。

二、内需的必要性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实施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断涌现。不过，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城市和地区的消费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还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